土地里滋生人群的语言。个体的生活又在偏离人群的语言。角色因语言而被割裂，我们曾经有过土地，有过记忆，如今只有忙碌，以及说不出口、讲不出自我的迎来送往。这样的大地再也没有热泪盈眶的温热书写——不够厚重，不够长久，不够把生死带进去。活着就离开了，死了那是死在他乡，只有报丧的消息回来。人脱离人群久，会丧失人的语言，脱离土地久，也会丧失土地的语言。从前的农民生与死都在土地里，语言完整，疯子有疯子的语言，吵架是带有生殖器官的语言，非如此不可表尽愤怒，站在门口村头，一吼一下午，有力气，有嗓子，有脾气，也有能支撑她一下午的口吐莲花。如今的农民，未至十八，便开始谋生的迁徙，从一个工厂到下一个工厂，从一个身份到另一个身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哪个城市都能活下去，哪个城市都不能长久的活下去，渐渐的，他学会了城市的语言，忘记了土地的语言，混淆了自己的语言，直至没有语言，再也讲不出语言。而城市的语言对他们而言又是偷拐抢骗的语言，是世态炎凉、尔虞我诈的语言，在这种语言的浸润下，闰土们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尊严。直至再见人，眼里根本不是人，眼里是角色，是身份，是条件，是无法掩饰的粗鄙丑陋，是对世界与人再无信任的愤。丧失语言的闰土们，还是想表达，他的活着缺少被表述的空间与时间。
语言在个体身上消逝，在土地人群里消逝，个体经过人群，生活过时代，农民已经没有了故事，甚者，农民未曾有过故事，故事是非农民的想象，是对苦难的意淫，真实的苦难是失语的，真实的苦难超越词汇。过年回家寒暄过的闰土们，我们身边的闰土们，彼此间的语言越来越少，越来越简练，越来越没有空气里多余的尴尬，一问一答，简单干脆，沉默一会，继续问，继续答，不停的喝水抽烟，缓解焦躁。饭桌上散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比你更想藏起来，藏在不需要语言的房间里，又或者，留下的语言都是对着家里人，通过家庭角色传递不便也不会的直接对话，直至吃什么也要拐几道弯，言吃是唯一且最后的底气，寂静，多吃，吃饱，等，一说要走，其他话没有，早早上路，送出门口，一个继续上路，一个继续上床，都是在艰难的活着。在想象中，十年后，我们和闰土们的距离会越来越远，见面也从小时候的一周几次到如今的一年一次，再到以后的几年未必见一次，直至再也不见，言语消逝之后，可能握手也变得局促多余，鲁迅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我想说人和土地的关系，和闰土们的关系也是无所谓远、无所谓近的，这正如农民们的故事，农民本没有故事，农民只有苦难，但讲述的人多了，便成了故事，成了笑话，直至成为风里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