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面前，人类是渺小的。
在历史面前，人类是伟大的。
伟大之处就在于人类创造了历史，并且能够追溯历史，反观自我，变得更为文明。
——题记
最近在看一套书，名字叫《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作者是英国的尼尔·麦格雷戈，任大英博物馆馆长，中文译者是余燕。
全书分三册，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选择了世界各大洲的不同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藏品100件，展示了人类在史前时代，中世纪，近现代等不同历史时期，在生活、生产、艺术等方面的不同成果。简言之，就是以文物为载体，讲述世界文明发展的脉络。人类在战争与和平，融合与发展的进程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证物”。正是这些无言的器物，跨越了时空，向我们讲述着人类一段段或悲怆，或华美的篇章，使我们清晰的看到，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类制造的这些物品，恰恰是构成历史阶梯的原材料，在成千上万年的发展中，全球的文明走势是趋同的，可以这样说，一个时段的人类是渺小的，似乎对文明的进程起不到多大作用，但薪火相传的人类以接力的方式缔造了历史，传播了文明。从这个角度讲，人类当然是伟大的。
这100件藏品并非件件美轮美奂，甚至有些是残破的，粗陋的。但这些藏品无一例外的极具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甚至是宗教价值。当然了，作为华夏儿女，我最关心的肯定是中国文物的“述说”，同时我也看到了来自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文物明显带有中国元素的痕迹。甚至一些其他大洲的玉器或者铜器，乍看起来，也非常有中国范儿，使人不禁联想，是不是我们华人的祖先曾经漂洋过海，将技艺或样品带到了那里呢？抑或是他们派人来向我们学习了技艺带回本国。可见，华夏文明真的是影响深远。这不是个人的自大意淫，是藏品自带的特征显示出师承一脉啊！
下面，我简单介绍几样个人非常有感触的藏品吧。
第一件，奥杜威石制砍砸器。
这是一块似乎很粗糙简陋的石头，但它是石器时代人类的趁手工具，发现于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距今180万至200万年。它既有锋利的侧棱，可用于剥肉，剥树皮，也有钝厚的砍砸面，用于砸开骨头或干果。毫无疑问，这是一件获取食物的多功能用具。这件工具可能来自天然，也不排除被人类的二次加工，使之更为得心应手。当初，手握这个工具的男人一定是个有力量的家长或族长吧。这样一件趁手的工具，为人类获取食物带来了很多便利。它的存量一定不是大量的，否则不会如此珍贵。甚至我们夸张的想象一下，它可不可以是那个时期最原始的权杖呢？制造和使用工具让我们人类区别于动物，有了这样的工具，人类再也不能离开它们生活了。大脑的发达解放了双手，也强壮了双手，是人类在最初那个荒蛮的时代里，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下来。
其实，最早的文明诞生于非洲，而研究表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洲人的后裔，我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共同的祖先，我们的DNA里包含着非洲因子。在我们逐步了解自己欣赏他人的过程中，一定会慢慢丢掉一些不该有的偏见。没有哪一个人种，哪一个国家就该天生尊贵，或天生下贱的。
第二件：玛雅玉米神像。
发现于洪都拉斯的科潘，公元七一五年左右。神像是一座男性半身像，头部有巨大的头饰，像极了一根硕大的玉米棒，头发也像是包裹在玉米皮里的玉米穗一般。食物对人类来说，一直是神圣的。对远古先民尤其如此，粮食问题是悬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头上的一把利剑。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国家动荡，人民流亡，文化停滞。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江山社稷中的稷就是粮食谷物呐！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往往是一种新的农作物，尤其是高产农作物被人类广泛种植、食用后，国家人口就会剧增，国力就会大大加强，军事力量暴涨，科技水平也突飞猛进。反之，没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人口出生率自然下降，新生儿成活率地下。母亲没饭吃，哪里有奶水哺育幼儿呢？
而玉米，这种作物，适应性强，产量高，富含碳水化合物，能让人迅速补充能量。明末，玉米传入中国，乾隆朝广泛种植，使清代的国力达到鼎盛。至今，玉米仍是墨西哥人餐桌上的主食，但转基因玉米和玉米油引起了宗教和科学上的极大不安。一万年前，人类认为每种农作物都有其神圣之处，特意雕刻了玉米神像用以崇拜。而今，转基因技术是对农作物神圣性的最大冒犯，不管转基因植物有何种优势，很多人担心它们会破坏自然规律，担心人类正在侵入本不属于自己掌管的领域。
第三件：中国西周的康侯簋。
自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西周时期的青铜食器。它的主人可能是封地在“康”这个地方的侯爵，或者康是的他的封号，不得而知。在中国，事死如事生，死者依然要享受生前的盛宴。簋作为食用器，用来盛放食物或酒水。与鼎、鬲、盉、爵、觥等组成成套的餐具。既是活人用具，也是给死者的陪葬用品，还是权力等级的象征。簋，作为青铜礼器，外壁往往是繁复的纹饰，大多是变形的鸟兽，或者是面目狰狞的饕餮，或者是诡异未知的线条，这些奇怪的花纹代表了不可侵犯的神权和君权，让人敬畏。内壁有简素的，也有铸有铭文的。书面文字在远古时代极有分量，青铜器上的铭文更具有权威，往往记录的是著名的战争或迁徙或功劳，“子子孙孙永宝之”是很常见的一句话。中国青铜器铭文字数最多的当属“毛公鼎”和“散氏盘”，作为国之重器，抗战时期文物南迁，历经颠沛流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国内省一级的博物馆都有青铜器的展示，而且南方和北方博物馆的展品差异很大。北方的青铜器粗犷豪放，追求大体量大数量，成组成套，很有视觉冲击力，尤其是各种动物造型的尊，如熊、猪、牛、兔、鸟等动物造型，甚至是多种动物合体造型。山西博物馆有大量这样的青铜器，而南方的湖北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曾侯乙墓的尊盘、纹饰繁复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器身铸有160多条蟠龙和蟠螭，让人目瞪口呆，是密集恐惧症患者不能面对的。
这些精美的青铜器的铸造巧夺天工，是用分体的花片拼成夹层中空的陶花，然后用含有锡、铅的铜溶液倒入成型，最后经打磨、修缮而成。青铜器的制作绝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一群人的流水作业而成，集团合作的形式体现了产品的规模化，也是生产力较高水平的一个体现。
周朝除了大量的精美的青铜器之外，还留下了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三千年前，他们称自己的国土为中国，意为中央的国度，将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其实，宇宙何其广大，本无中心可言，但“中国”一词还是让人心生美好和自豪。
第四件，中国汉代的漆器——耳杯。
发现于平壤，杯底的汉字记录了参与制作的工匠名字，证明它是来自中国一件礼物，输出到了朝鲜。
漆器制作极为复杂，通常是在木胎上经过几十上百道的髹漆，而后再进行剔刻，还可以填彩，戗金，总之造价高昂，是贵族才用得起的物件，也是资赐，送礼的不二选择。汉代漆器是黑红两色层多，这些都是植物性漆料，是从漆树上割口流淌下来，再加工而成，有点像天然橡胶的制作。漆器美则美矣，但出土的漆器太不易保存，要泡在酸碱度合适的液体里，否则一旦接触空气，很快就会脱水、干裂、变形、氧化失色，造成文物损毁。当然，经过处理后的漆器可以展示，不必担心。漆器种类繁多，耳杯不过是个小小物件。大的几案、屏风、古琴、佛造像，甚至棺椁，都可以用漆器制作。漆器到了清代，技法更为纯熟，剔红、剔彩、剔犀、款彩、描金等各种工艺异彩纷呈。高大的十几扇的款彩屏风记录了一个大小族的日常生活，像极了大观园，又是家庭版的清明上河图。建国后，我国的漆器、景泰蓝等工艺品大量出口，为新中国转去了最初的外汇储备。
第五件：传丝公主画版。
出土于中国新疆和田地区，公元六百年至公元八百年。取材于《传丝公主传奇》故事。远嫁异国的公主想把丝绸的生产技术带给夫国的子民，而她的父王不允许其泄密。于是公主把蚕茧和桑树种藏在自己的凤冠里，趁出嫁之机，带到了于阗国，即现在的新疆。于是中国垄断长达千年之久的丝绸技艺终于传到于阗，使得于阗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为往来客商提供水与食物补给，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贸易与文化中心。
画板上只有四个人物，居中的当然是传丝公主（其真名已不可考），她头上的凤冠硕大而神秘，左侧的女仆用手指着故事的焦点——凤冠。公主面前的篮子里是一堆蚕茧，身后是丝工正在将蚕丝织成衣服。更为神奇的是，公主右侧的另一个主宰人物是一个长着四条胳膊，手里拿着纺梳和梭子的男人。他不是人，他是丝绸神，他为公主此举带来精神上的应许，确保公主传丝一事安然无虞。由此可见，传丝故事已经上升到了神话层面。
丝绸制作至今仍是新疆和田地区的主要工业，从业人员超过千人，每年制造的丝绸、服装、地毯销往世界各地，且具有明显的西亚伊斯兰风格。
一块看似普通的木板画，表达着故事、观念，神灵在丝路上的传播。正是这古老而简陋的第一手资料，着实的讲述了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相信发现这块画板所在地的那个寺庙的僧人曾不止一次的拂过画板上的灰尘，历史就是这样透过尘埃，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中国文物还有很多出现在这套书中，如雷贯耳的元青花大对瓶，绘画史上的神品珍玩《女史箴图》，神秘莫测的玉器摆件等等，太多太多，容不赘述。
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奇奇怪怪的藏品，有些器物完全陌生，传递的文化信息不看说明还真是不了解。有些器物虽然不是来自中国，但器物本身也很有中国味道。如：日本的绳纹陶罐、铜镜，伊拉克的拉吉浮雕，新罗的瓦当，法国的青铜酒壶。还有一件是来自中亚的翡翠龙杯，依我看，说是和田碧玉的螭龙纹把盏更贴切些。
这套书中向我们展示了这么多的文物藏品，或许他们不是最精美的，但一定是最典型的。反映了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留下的种种痕迹。世界简史由一件件或普通或精美的器物连缀着，讲述着。透过文物看历史，感受不同的文化给予我们的滋养，使人类在文明的前路上发足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