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会

认识牛哥，是从2015年他成为我的结对帮扶对象开始的。

牛哥，56岁，未婚，独居在远离村庄、四周被红薯地包围着的一栋孤零零的老旧泥瓦房里。

牛哥初二辍学后曾短暂到广东务工，后因父母的离世而返乡。哥哥与弟弟又先后离家出走，20多年来杳无音信。现在只剩他一人独自生活。

孤零零的老屋

那是初春时节一个尚有寒意的下午，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我对自己结对帮扶的六户贫困户逐一上门认路、认人、认亲。牛哥是我走访的最后一户，去时天已暮黑。

我跟着村干部从村道拐进小路，又走过田坎，沿着种着红薯的旱地，踢开丛生的杂草，走到一堵矮石墙跟前，依稀可见门坪后一栋房子在黑暗中影影绰绰，周围寂静，只听见田间地头的虫鸣和水沟里水流的声音，没看到一个人影。

村干部有经验，亮着嗓门大声叫唤：“牛哥！牛哥！”

“武什个（干什么）？”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

“（牛哥）在屋下，正食黄烟呢！”顺着村干部的指引，我看到房子中间一个火光一明一灭在晃动。

我们走过门坪来到屋前，才看到大门里头一个穿着破旧衣服、蜷缩着身子坐在一把硕大椅子上的男子，头微微倾斜着，向上盯着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既不问好，也不让坐（其实也没哪里可坐），只有夹着烟的左手在嘴角边抬着，不时把烟送到嘴里猛吸一口。

村干部用喝斥的口气大声地说明了我们的来意。我很诧异村干部的态度，赶紧接过话茬说：“牛哥，我是你的结对帮扶干部。今天来看你。从今往后，你在生产、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这是结对帮扶连心册，上面有我的姓名、单位、职务、手机号码。我们住在村里，随时可以来找。”我边说边把结对帮扶连心册递给牛哥。

牛哥没接我递过去的连心册，嘴里只是反复嘟囔着一句话，声音不高：“唔使，冇用个，有毒！（不用，连心册没有用，有毒）”我不解其意。

这时，村干部又用喝斥的口气，把我说的意思重复了一遍。

牛哥将手上的烟往地上一扔，用脚踩灭烟头后，这才将连心册接了过去。天太黑，我看不清牛哥的表情。这时，村干部催我快走。于是，我又对牛哥说：“牛哥，我走了，明天再来看你哈！”牛哥没有回应。

我们离开还没走到矮石墙前，突然感到身后透过来一阵亮光。我回头一看，牛哥正在焚烧连心册，我瞬间觉得心里拔凉拔凉的。

村干部连连说：“快走，快走，他有神经病！”我一惊，脑海里有万千疑问在汹涌、心头也似有万只草泥马在奔腾！

第一天上门，就碰到了一个硬茬子。回去的路上，我感到初春夜晚的寒意一阵一阵向我袭来。

二、再访

晚上，我一直在回想与牛哥见面时的每一个细节，细思自己是否哪里做得不好，才造成牛哥不冷不热的态度，还顺带着把结对帮扶连心册付之一炬。思来想去，都没检讨出自己有什么毛病，倒是很奇怪陪同的村干部怎么一直用那么大的嗓门，几乎是喝斥着跟牛哥讲话？又怎么一直急着催我快走？他又凭什么说牛哥是神经病呢？

带着这些疑问和好奇而又有些许忐忑的心情，我决定第二天再次造访牛哥。

翌日上午10点，我放下手头的事情，将车停在村道边后，一个人在幽静的老屋中间穿行。

正是半时半昼的时候，暖暖的阳光透过瓦楞间的缝隙慵懒地斜照在土黄色的老屋墙上，泛射出缕缕红粉粉的光丝。屋丛中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只有从睡梦中被脚步声惊扰的狗儿弯起半个头警醒地盯着我从它跟前走过。

走到村道的尽头，眼前豁然开朗起来，一片片翠绿在微风中起伏，数百亩农田沿着一条小河一字排开，连绵几百米静静地横卧在蓝天白云下。打眼四望，远处农田中突兀地立着一栋两层高的泥瓦房，泥巴糊的外墙凹凸不平，灰一块、黄一块，斑斑点点，很像风烛残年的老人。我知道，那就是昨晚自己去过的牛哥的家。

没有直达牛哥家的路，我只能沿着左弯右绕的田间小道往前走。路边有几口小鱼塘，塘面上覆盖着一层嫩绿绿的草，草上不时浮起许多白色的小气泡，我知道有许多鱼儿正潜伏在草下吃得欢。鱼塘边上的田里有几个大爷在劳作，有的在给蔬菜浇水，有的在给秧田除草。我越过他们，又从一座坟前走过，踏着田间丛生的杂草，走到了牛哥屋门前的矮石墙边。屋子内外一片寂静，不见牛哥身影。

我也学着村干部的样子，扯着嗓门大声叫唤：“牛哥！牛哥！”连呼几次，不见有人回应。

我径直走到屋前，正中间是客厅兼饭厅，门敞开着。左边应该是卧室，门上落着一把锁。我透过破损而满是灰尘的尼龙窗纸往里看，卧室里面只有一柜一床而已。柜子是褐红色的，油漆已大片大片脱落，很有岁月的苍桑感。紧挨柜子后面的是木板床，被一顶脏得已经漆黑的蚊帐罩得严严实实，看不清里面是否有人。于是，我又大声叫唤了几声：“牛哥！牛哥！”依然没人回应，我确定牛哥不在屋里头。于是，我走到屋外田里，绕着屋子走了一圈，都没发现牛哥的身影。我很纳闷，牛哥会去哪呢？
纳闷中我回到屋前，仔细审视着这栋破旧的泥瓦房。

年久失修的泥瓦房

泥瓦房四周檐顶上有许多破口，瓦片掉了不少。二楼三间房都裸露着，没有门板。走廊上的木板也已缺失很多，扶手栏杆已不复存在。屋侧边通往二楼的楼梯只剩靠外边的扶手还在。看这，现在要想上二楼，还得借助活动的楼梯才能上。

我走到客厅的大门口往里望，楼板下结满蛛网，许多蜘蛛在网中爬来爬去。饭厅最里墙正中摆放着一张香案桌，案桌前面是饭桌，饭桌上有一个盖着盖子的黑色的钵头，边上有一个调羹，调羹上靠着一双乌黑的筷子。饭桌正上面的房梁下垂吊着一个灯头，灯头里没有灯泡。饭桌左侧是一张长条木沙发，一大摞新旧不一、肮脏不堪的衣服随乱堆放在上面。饭桌右侧是一张菜橱，里面空空如也。所有的这些家具漆色都很灰暗。更辣眼的是大门正中安放着一把硕大的木椅，靠背处的木板已不见，只剩周边的木框架还在，坐椅中间也破了一个大洞。我很难想像出昨天傍晚牛哥是如何坐在这把破败的椅子上，斜着眼睛盯着我们，与我们搭话时的情景。

客厅右侧的一间房，屋门紧闭，门扣上落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窗户上钉着厚厚的尼龙窗纸，看不清里面的情形。这间房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工具房吗？还是谷仓呢？我发现自己猜不出来。

主房右侧是一间低矮的瓦房，门锁着，可以肯定那是灶房（厨房）。

除主房和灶房外，再没发现有其他房子。我很奇怪：牛哥的浴堂（浴室）和粪坑在哪呢？难道是天天裸浴、次次在门前屋后的地里挖坑如厕吗？

再次走出屋外，站在门坪中环顾四周，发现房屋四周地里头种满红薯。我很奇怪，初春时节根本不适合种红薯，这些红薯是怎么回事呢？更奇怪的是，这些红薯的茎是干枯的，叶子也黄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和没见着牛哥的遗憾，我返回了村部。我开始寻找答案，以解开牛哥身上的诸多谜团……

三、身世

牛哥的身世激起了我的好奇，我开始寻找答案。

我想到了第一次带我去上门认路的村干部老桂。

老桂五十多岁，是个退伍回乡的老兵，性子直，嗓门大，话茬一开，整栋楼都能听见。听说我的来意后，老桂的大嗓门像机关炮，一开打就关不住了。他说，“我与牛哥是小学同学，读书时他虽然不善言谈，但人很正常，不象现在这样是个'癫佬'！他的阿伯阿美（爸爸妈妈）死得早。后面哥哥和弟弟先后离家，据传是去外头进舍（入赘），再也没有联系，不知所终。慢慢地牛哥就不再跟人来往，再也没人愿意与他交往。听说他还有个阿姑，嫁到临乡，但现在几乎也冇行往。”

“那天晚上你怎么说他是个神经病呢？”我忍不住插话问道。

老桂说：“他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了几年，性情大变，把屋里头的东西烧的烧、丢的丢，弄了个精光。连家里的电线也全剪断了，电视机也打烂丢了，现在只剩个家徒四壁。你说，正常人会这样做吗？他不是神经病是什么？！”

听了老桂的一番话，我脑海里慢慢地勾勒了发生在牛哥身上的一些事情。

告别老桂，我到了老林家。

老林六十多岁，一家六口也是我的帮扶对象。老林很有些意思，解放后出生的他，思想很纯正，观念、做法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次见我去他家走访，老远就拖着长音打着招呼：“郭——同志，你来啦，食——茶，食茶。”他的儿子几乎就是他的翻版，见面或打电话时也总是亲切地称我为郭同志。在落实帮扶措施时，只要帮扶项目涉及到要贷款什么的，哪怕是政府会贴息，他也坚决不要。说是以前吃过大亏，还利息还怕了，此是后话。

说到牛哥，老林直摇头：“那个'神经鬼'，冇用个人。从来唔理人，也从来冇人理他。日日窝在屋下，不晓得他在做什个。”

“那么，他怎么赚钱呢？就靠种两亩地吗？”我问老林。

老林说：“他真的是'癫鬼'，年年起来只种蕃薯，至多再种一点黄豆。日日食的是蕃薯粥。他的姑姑以前逢年过节时会来看他，带来的东西牛哥统统扔到外面。他姑知道后都骂他是'打靶鬼’。二十多年来就再冇见他姑姑来过了。”

后面几天，我在走访其他结对帮扶户时，提到牛哥，说法大致一样，都认为牛哥就是一个“精神病”，谁也不敢也不愿意跟他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