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8/2020
2020年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将会是不寻常的一年。
从开年以来，世界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变着。现在这魔幻的一年已经过去一半，我希望记录下一些自己奇特的经历以及感悟。
作为95后的大学生，我从小热爱阅读历史。年幼的我对世界保持着如饥似渴的好奇心。但尽管我对历史的热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并未丝毫减弱，我从未在2020年以前对见证历史有过任何实感。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的洗礼和战胜法西斯纳粹的狂喜，没有见证过冷战那剑拔弩张的压迫感也没有目睹过苏联巨人的轰然倒塌。我们出生在一个飞速发展，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生于富足，喜于奢侈，但在20多年人生中未曾体验过一次忍饥挨饿。我们从小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但却从未深刻地反省过为何这些是主导我们思想的价值。我们自以为博学多才，饱读群书，但我们却从未亲身投入到历史的洪流中过，而是如同旁观者一般置身事外。如同西方学者在二战后所说的一样，我们的时代似乎是历史的终结。This is the end of history as if we as a species have indeed surpassed our base instincts and transcended our petty feuds, as if all that is left for our generation is do is to strut proudly into a brave new world. 当然，这种思潮在2020年来临之际已然不攻自破。 历史并没有结束，反而正在加大马力向前推进。历史的引擎似乎在我们与上次威胁人类文明的大浩劫之间相差的半个世纪里积蓄着动能，在我们自满地安慰自己，抚平伤口时准备着再一次take us on a wild, wild ride. 风起云涌的时代已经来临，95后们面临的将是一场艰巨的考验。
当然，这些结论不是我凭空猜想出来的。在2020年初，我仍天真地以为2020年只是很平常的一年。
一月一日，我在加拿大育空领地白马城外驾着狗拉雪橇在阳光照耀的冻湖上飞驰。冷冽的极北之风刺在我的脸颊上，哈士奇们欢乐激昂的吼声在耳边此起彼伏，远处隐隐约约的雪峰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眩目的光芒。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在这一年里世界会迎来怎样的改变，但我心里充满了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正好跟我人生重大转变重合。我的生命与这疲惫的世界一样将迎来新的阶段。我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毕业后我会去一家曼哈顿的大律所实习，也许我终于会有时间去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也许我能很快完成法学考试（LSAT ) 然后顺利申请法学院。北境和煦的阳光照射在宁静的湖面上，在那光景里我仿佛看到了接下来一年里值得期盼的美好生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逐渐开始意识到未来可能不会像我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我坐在小木屋外的篝火前，收音机里传来令人紧张的消息。从年初的美伊冲突，澳洲大火到后来逐渐步入聚光灯的新冠病毒传播，现实已经开始和我心目中的美好图景渐行渐远了。但我仍不以为然，毕竟这些发生在遥远之地的事情与我何干。
假期结束后我顺利考完了GRE并且出乎意料地考得很好。满心欢喜的我回到了上纽约州深山老林里的大学，全身心投入了毕业论文和兼职助教的工作。今年的工作是艰巨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2019年末我提交了一份130页长的哲学学士毕业论文并且完成了毕业答辩。在这篇文章里我深度探索了亚里士多德和孟子哲学之间的异同。这是一个让我痛并快乐着的项目，因为我希望将一些中国古典哲学介绍到西方哲学教育的体系中并且为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这一学科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这篇文章收到了哲学部教授的一致好评并且帮我赢取到了一位愿意帮我实现愿景的教授的青睐。 Professor Clark 在我写论文时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对中国古典哲学很有兴趣。在2020年里，我们在互相指导请教的基础上创立了学校里第一门比较哲学的入门课程。在这门课里我担任助教并且负责讲解与我毕业论文内容相关的两个单元。向美国学生传授儒家哲学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无知和好奇。在课堂上我尽力找出翻译明确简洁的译本，必要时自己逐字逐句讲解典籍。在解释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美德观念时，我首先在黑板上把汉字写得很大，一部分一部分地解释我们文字的构造，每个偏旁的意义，绞尽脑汁地向西方人传输中华文明的精髓。这种讲解方式似乎很引人入胜，学生们居然下课后来请教我怎么“画” 中国字，当我看到他们笔记本上写着歪歪扭扭的“礼义仁智信”和详细的英文注解，我感受到了自豪。
在我和Prof.Clark无数次的交谈中，我逐渐理解了他开设这门课的初衷。他告诉我，我的毕业论文和毕业答辩让他意识到西方古典教育的局限性以及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在未来的世界里，美国的精英教育必须准备学子们投身于一个国际化的社会。随着亚洲国家的崛起，这些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必须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我同意他的看法，并且我还认为，随着我们对于希腊古典哲学和中国古典哲学之间异同研究的加深，我们逐渐意识到了一种存在于人类伟大文明之中瑰丽而不朽的共性。在跨越了文化，时代，语言之后，我发现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和东周诸子百家们流传于世的典籍中居然存在着相同地对于秩序，文明，善良和智慧的追求。我逐渐意识到这也许是为什么我如此醉心于古典哲学的研究，我在相隔万里，互相之间毫无联系的不同文明中看到了同样耀眼的美德和值得万世称颂的高尚追求。
在我毕业后离校归国的前一天晚上，Prof.Clark 开车到我宿舍门口。我穿着雨衣走到他车窗前接过了他给我写的推荐信。那天晚上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两个都沉默了很久，因为我们都知道师生一别，再见无期。临走前，我们像往常一样互相握了手，他看着我说：Salvere (Farewell, 拉丁语）我对着他的车窗鞠了一躬。“保重”。
在我沉醉于探索哲学的海洋时，大洋彼岸关于新冠病毒的消息逐渐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新冠病毒是一面照妖镜。在这半年里我亲身经历了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对于疫情的无知，质疑，否定以及新冠在北美全面爆发后的无理取闹和强词夺理。
二月二十日，我偶然看到图书馆墙上贴着的演讲比赛的海报。看着堆积如山的论文研究资料，我正打算赶紧继续工作。但是前一天晚上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在电视上对于中国新冠疫情不以为然的高傲神情却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美国主流媒体自视甚高，坚持称呼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或者武汉病毒，更有甚者，居然明目张胆宣称如此病毒在中国爆发证明了中国仍然是“东亚病夫”。他们嘲笑中国人的体弱多病，妄自菲薄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人种很容易滋生病毒和细菌并且耀武扬威地宣称这种爆发绝不会在美国爆发，即使传播到了美国也会很快地被控制住。这种态度在美国并非少数，甚至向来和睦宽容的学校里也频繁出现了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言论。当晚我连夜赶工写了一篇演讲稿。我要抨击美国政界和主流媒体的冷漠无情，揭露他们的双重标准，同时展现中国人对于抗拒疫情的决心和魄力。奇怪的是，那一夜我片刻未眠却毫无倦意。那篇演讲稿慷慨激昂，措辞锋利，一晚上时间我的手仿佛被什么奇妙的力量指引着一般行云流水一样写完了这篇稿子。现在我已经没有任何压抑自己的理由了，当别人如此猖獗地将仇恨和恶意指向我和我的同胞，那我唯一剩下要做的就是用不容置疑的实力将使其沉默。
我坚信，越是这种时候，越有能力发声的人越有责任发出理智而正义的声音。
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向来强调政治正确的学校评委们会允许我那略显偏激的演讲进入决赛。上台前的一个星期，我每晚清空日程，把自己锁在自习室里，排演每一个音节，力求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要做到完美。一遍又一遍的排练，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逐渐铭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三月七日，一个晴朗的星期六。我上台前焖了一口威士忌来麻醉心头上的紧张感，没想到酒精不光能消除人心中的恐惧，更能让嗓门更加洪亮，信念更加强烈。看着台下座无虚席，学校领导，校友，董事会成员，教授们和学生以及家长们坐满了大礼堂，拭目以待一个微醉的中国小伙的表演。非但没有感到恐惧，我感受到一种类似冲动的兴奋感，是时候发出声音了，是时候捍卫中国的尊严了。八分钟后，我听到了未曾期待的掌声雷动。看着台下到场的美国人们的眼神，我能感觉到他们的一丝内疚，一丝窘迫，看来这种内容的演讲并不是他们期待听到的，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自从我那次演讲后，在我身边讨论新冠肺炎的同学们会在我身边压低声音。但是我们都无法预料到的是，我的演讲如同预言一般。一个月后，新冠病毒在美国纽约大规模爆发，而我在爆发期间正好在纽约市内.
I found myself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 greatest pandemic outbreak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Spanish Flu, stuck at Ground Zero.
三月18日，如同往年一样，春假我乘火车进纽约市散散心。在村子里待久了会想念都市的灯红酒绿是人之常情，就如同在都市里待久了会想念乡村里那份简朴的宁静一般。今年的纽约跟往年很不同，萧条肃杀的氛围弥漫在平日里车水马龙的第五大道上。我走在那条街上，作为唯一一个戴着口罩的人，一个戴着口罩的亚洲面孔在纽约市民们中显得格格不入。一位摄影师拦下了我，她有意给我照相来搭配一篇关于新冠病毒的文章，被我婉拒了。 临走前她留下了戏虐的一句： The mask, isn't it a little dramatic?
我笑了笑。Who knows, we will see.
（To be Continued）
PART I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