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记》诞生于文学创作的繁盛时期，是最为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之一，为出身于史官家庭的司马迁所撰写，其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且影响深远，直至当今。《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散文，展示了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各具姿态，栩栩如生，在十二篇的“本纪”中，共记载了历代帝王的事迹，而其中的《高祖本纪》，体现了尽显英雄本色的汉帝刘邦的生平事迹，也透露出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关键词：史记 刘邦 文化
引言：刘邦作为汉代的开国之君，将楚文化的发展与弘扬也提升到新的台阶，汉高祖刘邦信奉宗教，是个十足的信徒，这也与他深受以祀鬼神为底蕴的楚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在历史上，有着“汉袭秦制”的说法，汉代不仅承袭了秦代的政治制度，也沿袭了秦代的宗教，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强调“天”的至上性为支撑点的宗教神学影响着历代皇朝，实则也是包括刘邦在内的统治者为了强化自身统治的原因，借用宗教神学的观点来证明自己承受天命，为天之骄子，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所透露的思想内涵中很大部分展示了汉代世风的形成与转变。
正文：
《中国文学史》中描述《史记》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并对对后代产生影响的某些共性，充分彰显英雄本色、运筹帷幄以及慷慨悲壮的汉高祖刘邦正是其中之一。如其在当上汉朝的天子后衣锦还乡，一路是泛着浓郁的楚风情调的歌舞，高唱《大风歌》，深切吐露对故乡的思念眷恋之情。
刘邦是地地道道的楚人，在思想意识层面中，那好鬼神之风的楚文化已根植，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为此也谈及其为自己编造的故事：“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公往视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刘邦将神话故事与鬼神之风的楚文化结合，自行夸耀的出生奇异，也是显示其政治手段之一。在历史中，包括在司马迁先生所撰写的《史记》中，常常将刘邦与项羽作比较，而对比手法常常也是《史记》中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无论刘邦，抑或项羽，都对充满奇异鬼神浪漫色彩的楚文化有着传播的贡献，但因为两人政权长短不同，前者对于楚文化的传播以及大力建设有着更大的推动力。刘邦运筹帷幄，善于用人，在政治上开创了两汉四百年的基业，也正因为他的政权时长，加之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所以在其在位期间，楚文化得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范围之大涵盖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
在阅读《中国文学史》中可以了解到，刘邦在豪强争霸中取得上方勇夺旌旗是天授，司马迁在这其中也是大加思索的，对于许多的历史事件、众多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在《史记》中也透露出来，所以其中的人物传记血脉贯通，精彩而又各具特点，并且也彰显作者司马迁的思想内涵，例如司马迁在其中对于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决胜千里的汉高祖刘邦感叹道“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在刘邦统治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包括这高扬英雄主义的楚文化以及以礼乐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两者都对西汉世风的构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者更是促进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盛况。前者的楚文化作为西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遗留的影响所致，同时也与汉高祖刘邦的大力弘扬和建设有关，在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中，汉高祖刘邦把楚文化造就的宗教神学升华为政治上的神话，为自己巩固政权所作用，例如《史记·高祖本纪》的第二段所言，“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神化自己的身世，以此来向世人宣告汉代得天命的真理性和必然性，也是彰显自己作为肩负天命是真命天子的尊贵地位和身份。除此以外，刘邦豪迈仗义的大丈夫气魄与品性也与他从小生活在楚文化浓郁的环境有关，重视祀鬼神，充满浪漫氛围的楚文化衍生了众多带有特色的音乐、舞蹈，楚歌是刘邦的钟爱一生的文化活动，在政治、军事、文化中都层层体现，如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提到，“项羽的士兵听到汉军唱起了楚地的歌，以为汉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楚地，项羽战败逃走，楚军因此全部崩溃。汉王派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一直追到东成，杀了八万楚兵，终于攻占平定了楚地。”
汉高祖在位时，他大力发展原本就根植于心的楚歌和楚舞，恢弘的气度，潇洒的作风，将楚文化与英雄气质完美地交织和融合，以至于司马迁在撰写《史记·高祖本纪》中谈到高祖刘邦“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的故事，在征讨淮南王英布时途中返乡，用豪迈的楚歌来表达自己对于故乡深切的眷恋之情和对乡亲父老的思念，充分体现汉代君主刘邦对于楚歌、楚舞的偏爱之情，也彰显其血肉的形象。在司马迁创作《史记·高祖本纪》时，采用了旁见侧出的人物形象描写手法，以积极肯定的笔调叙述汉高祖刘邦那带有传奇且神话般色彩的奋斗史，并且伟大地建立汉朝，也凸显其的雄才谋略、慷慨深情、知人善任、运筹帷幄的英雄豪杰形象，如在《高祖本纪》中刘邦自谦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方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而对于高祖刘邦的不足或是弱点则在其他传记中体现，如《项羽本纪》里写刘邦贪图美色，倾向金财，《淮阴侯列传》里生性多疑，揣疑有功之臣等等，但也因司马迁所处与西汉有关，不得不忌讳。
《史记》中包括《高祖本纪》在内的很多篇目中，都体验了浓郁的传奇色彩，融入众多的传说故事到叙述人物传记里，给阅读者无尽的幻想和神秘感，不过从秦到汉，宗教神学的影响一直未曾停歇，作为一代之君，需要通过以宗教神学来证实承天命的合法性，也与历代的君主所受文化的影响有关，尽管历史中有不少思想家提出部分怀疑甚至否定“神”学和“天明学说”的看法，但宗教神学在历代王朝中地位根本上是无法被动摇的，俨然成为一种思想文化秩序。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我们可以知道，汉高祖刘邦在建设其初汉的政治集团时，就是以其发家奋斗时的绝大部分部下为朝政重臣，如闻名的大臣萧何、曹参以及王陵，以沛人为主体的楚人政治集团，他们与刘邦都是在浓郁浪漫、富有神秘色彩的楚文化的熏陶中成长成材的，所以，楚文化与汉代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故自汉成立以来，便是一番大力认同楚文化的景象，出现了特色显著的政治格局。自此，汉代文化在自身发展中得力于楚文化是毋庸置疑的，长期以来在楚风影响形成的“信巫鬼，重淫祀”的传统文化对宗教神学以及祭祀活动有着建设性与延续性作用，高祖刘邦也借助于宗教来阐明政治，并且奠定思想基础。而且，追根溯源，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可谓是浪漫色彩绚丽的楚文化的源头，也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在汉代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偏重崇尚楚文化的特征，不仅塑造了汉代文学艺术的灵魂，而且有了更过的创新以及更丰富的成果，比如在汉高祖刘邦时期盛行的楚歌以及骚体赋，这些文化上的成果深受楚辞的影响，而且浪漫宏伟的楚歌和绮丽多彩的楚舞在刘邦的建设和推动下，使楚文化从汉初的地域文化，逐渐走向全国，影响日趋加深。
总结：一代英雄汉高祖刘邦可谓是司马迁《史记》里最为经典的人物，彰显胸怀大略，运筹帷幄之中取敌人领地，豪迈慷慨的豪杰品性，其与楚文化的联系紧密，生于楚文化，长于楚文化，在后者熏陶里创设汉朝，崇尚偏爱浪漫宏伟的楚歌和绮丽多彩的楚舞，致力于楚风文化建设，同尊崇黄老之学、以礼乐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相作用，构建西汉世风。
参考文献：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第一卷》
《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
《史记三家注》
《史记选注集说》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