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
越是到周末就愈发忙忙碌碌，终于静下心来读书学习并翻译古文句子践行属于自己的“日行一善”，继续学着反思深思并写作力争每天进步一点点。
所以那些进言、诤谏、辅助、匡正的人，都是社稷的大臣，国家君主的宝贝，英明君主所应该尊敬厚待的人啊。但是那些昏昧的受迷惑的君主们，就以为这些人是和自己对抗的贼人。所以英明君主所奖赏的人，也就是昏昧君主所惩罚的人；昏昧君主所奖赏的人，就是英明君主所应该要杀掉的人啊。比如伊尹、箕子，可以叫他们是进言的人，比干、伍子胥可以叫他们是诤谏的人，赵国的平原君可以叫他是辅助的人，魏国的信陵君可以叫他是匡正的人了。
古书里说的是：“跟从道的指引，不是跟从君主个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忠臣的诞生，也得有一定的政治环境作为富饶的土壤才行。这几段文字的核心，就是给我们点出了政治中一个残酷的悖论：忠臣的价值，往往在昏君手下沦为罪过了。
真正的忠诚突出的社稷之臣，确确实实是忠于道义而非某一个君主个人。但是那些昏聩的掌权者管理者，却常常把这种“从道不从君”的坚持，视作对自身权威的威胁，从而最终遗憾地颠倒忠奸颠倒是非。于是，明君与暗君的赏罚也就截然相反了——同一个人，在清明时代成为珍宝，在黑暗时代便被当成灾祸。
这就更加提醒我们，评价人物不能脱离一定的体制环境。一个社会如果缺乏让诤臣生存的制度土壤，那么“忠”往往就会沦为愚忠，“谏”便会常常变成送死依据了。所以我们说，具备真正的政治智慧，在于如何把“从道”的精神，从一种悲壮的牺牲转化为一种安全的关系制衡。直到真诚信任与宽容，都是良性循环“相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