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然
梅子的父亲叫梅守业，今年四十二岁。
他个头不高，身形清瘦，颧骨微凸，两腮略显塌陷，下巴上留着一层青黑色的胡茬，像秋天田埂上没割干净的荒草。乍一看，倒有几分读书人的沉静——眉目疏朗，神情淡然，仿佛肚子里装着几本书。可你要真把他当先生，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认不得几个大字，斗大的“福”字能描下来，再往下就抓瞎了，笔杆子比锄头还沉。但那副模样，眼角眉梢却带着股说不清的稳当劲儿，像老井里的水，看着平，底下有底。让人不敢小瞧。
他兄弟五个，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大哥，底下三个弟弟，一溜儿排开，像五根粗细不一的檩条。梅守业夹在中间，不显山不露水，可家里的大事小情，最后多半还是得听他的。
梅守业的手，是会说话的。
那双手，手指粗短，骨节盘曲，像老枣树根上鼓起的疙瘩，每一个关节都膨出一块，像是经年累月被生活的重担生生撑开的。掌心指腹全是一层又一层磨出来的老茧，硬得能蹭破粗纸，摸上去像砂纸。可就是这双糙手，刨起木头来比绣花针还细巧。黄淮镇上，谁家打嫁妆、做条案，先来问一问梅守业有没有空。他做的家具，线条顺着木纹走，不抢不夺，像从树身上自己长出来的。打磨到最后一道工序，他拿手掌反复推，推得木面光可鉴人，人往跟前一站，连眉毛都能照出来。那木面上的光泽不是油擦出来的，是手掌的温度一层一层焐进去的。县城里也有人听说，几十里路赶过来，就为求他打一件。梅守业也不多话，点点头，接过木料，一干就是几天。完工了，人家问多少钱，他伸出几根手指，少一分不要，多一分不取。
手艺好到这个份上，按说够养家了。可梅守业不靠这个吃饭。木工活儿在他那儿，顶多算个消遣，是闷了的时候给自己找点事做。他家种着七亩多地，那才是正经饭碗。小麦、水稻、花生，轮流着种，一茬接一茬，从春忙到冬。妻子王秀英常年炸些馓子、油条，天不亮就起来和面，面粉扑得头发上、眉毛上白花花一层。炸好了一挑子担到黄淮镇街头去卖。油锅里的热气把她的脸熏得常年红扑扑的，手上烫起的水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最后也变成了茧，摸起来像老树皮。日子总体还算差强人意——锅里偶尔有油星子，孩子们身上有补丁但干净，这就行了。过年的时候能割上二斤肉，包一顿饺子，孩子们围着锅台转，那就是顶好的光景。
梅守业这人，脑子好使，好使得有点邪门。凡事只需被他瞥上一眼，就总能琢磨出个道道来。无师自通，说的就是他这种人。别人家的农具使着不顺手，他看一眼，回去拿斧头砍砍削削，改出来的使着就妥帖。村里的风车坏了，没人会修，他蹲在那儿琢磨半天，东敲敲西敲敲，居然给修好了。他不说怎么修的，别人问，他就闷声闷气地来一句：“看着弄的。”
猎枪就是这么来的。
那杆枪，枪管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铁管子，锈迹斑斑的，他拿砂纸打磨了一天一夜，磨得锃亮。枪托是自己用枣木削的，选的是屋后那棵老枣树上砍下来的枝干，木质坚硬，纹理细密，打磨得蹭光瓦亮，握在手里像揣着一块温润的玉，冬天不冰手，夏天不出汗。可就是这杆枪，差点要了他的命。
走火那回，是在屋后。他正蹲着摆弄火药，铁管子里填着火药和铁砂，他拿一根细铁丝往里捅，不知哪一粒火星子蹦了进去——“轰”的一声，右腿像被人拿大锤猛砸了一下，整个人翻倒在地，耳朵里嗡嗡作响，眼前一片白光。等他再爬起来，右腿已经瘸了，裤管被血浸透了，暗红色的，黏糊糊的。走起路来一高一低，像踩着个看不见的坎儿。他没吭声，咬着牙，额头上青筋暴起，像蚯蚓一样在太阳穴上蠕动，汗珠子顺着下巴颏儿往下滴，砸在泥地上，洇出一个个小坑。王秀英哭着要拉他去镇上瞧大夫，他摆摆手，嘴唇都咬白了：“不用，死不了。”那三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像含着一口血。
后来那条腿落下了病根。天阴下雨的时候，膝盖以下像有虫子在啃，一阵一阵的，钻心的痒和疼搅在一起。他也不喊疼，闷着头抽烟，一口一口地抽，烟锅里的火光明明灭灭，像他那时候的心思——说不清，道不明，闷在里头，自己嚼。
梅家住在镇子边上，位置偏。屋后是一方池塘，池塘边散落着几座坟，荒草长得比人还要高，风一吹，草浪起伏，坟头上的纸钱碎屑打着旋儿飘起来，像白色的蝴蝶。入夜以后，那地方更显阴森，村里人路过都要加快脚步，头也不回地小跑过去，连大气都不敢喘。
梅守业倒不怕。他不但住下了，还住得挺踏实。他说：“活人还怕死人？”语气淡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傍晚时分，是一天里梅家最“热闹”的时候。
太阳擦着西边的树梢往下坠，天边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像谁把一盆炭火泼在了天上。梅守业从屋里走出来，右腿微微拖着，步子不太利索，每一步都带着一点拖拽的声响，可脊背却挺得笔直，像一棵被风刮歪了又自己正回来的树。他走到院中的枣树下——那棵枣树比他还老，树干歪歪扭扭，树皮皴裂得像老人的手掌，裂缝里还藏着几只蚂蚁——站定，取枪。
枪托抵在肩窝里，他眯起左眼，右眼顺着枪管往天上瞄。那双眼睛不大，但亮，小而有神，像淬了火的针尖，扎人的那种亮。目光从枪管尽头射出去，穿过枣树的枝桠，穿过池塘上的水汽，扎进暮色里。
“砰——”
一声炸响，平地起雷。散弹带着它独有的啸音，傲然地划破寂静长空。枣树上的叶子被震得簌簌发抖，几片枯叶打着转儿飘下来，像黄色的蝴蝶。林子里的飞鸟，“呼啦”一下全飞了，黑压压的一片，像有人往天上泼了一盆墨。翅膀拍打的声音混着惊叫，乱糟糟地散进暮色里。空气被炸得粉碎，过了好一会儿，才带着一股淡淡的火药味一点一点聚拢回来，涩涩的，钻进人鼻子里，呛人。
梅守业放下枪，嘴角微微一扯。那笑意很淡，像水面上的涟漪，一闪就没了。
他不是打鸟。天空中连根鸟毛都没打下来。他打的是“震慑”二字。
黄淮镇这地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那些游手好闲的混混、偷鸡摸狗的毛贼、仗着拳头硬欺压乡邻的恶棍，一到夜里就出来活动。梅守业这杆枪，就是给这些人听的——别过来，我有枪。那声枪响，是警告，是宣言，是划在地上的线。
你还别说，有枪真就硬核。村里那些横行霸道惯了的宵小之辈，原先路过梅家门前，嗓子眼里总爱哼些不三不四的小调，拿眼角斜着往院里瞟，像狼盯着羊圈。自打那枪响了，再路过，脚步放轻了，头低着，眼神躲着，像老鼠见了猫。曾经不可一世的戾气收敛了许多，再不敢肆意妄为地胡乱蹦跶了。有人背后嘀咕：“老梅那杆枪，邪性。”可嘀咕归嘀咕，没人敢来试。
村里几个爱欺负人的坏孩子，也常被大人拿梅守业当“大灰狼”使：“可千万别招惹那梅子姐妹，她家那杆猎枪可不是吃素的！”孩子们吐吐舌头，再不敢往梅家那边凑。梅子姐妹俩，倒因此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梅子今年十二，瘦瘦小小，眼睛像她爹，不大，但很亮。梅子不大出门，放学就回家，帮着王秀英择菜、烧火。但她也有馋的时候。
馋起来，梅子就拽住梅守业的袖子晃。不说话，就晃。小手攥着袖口的布边，一下，一下，像只小猫拿爪子扒拉人的裤腿。梅守业低头看她，那双“火眼金睛”眨一眨，就猜着了：“这丫头，一准又馋那野味了。”
他便取下那杆亮得扎眼的猎枪，一瘸一拐地往屋后的林子走去。梅子跟在后面，蹑手蹑脚的，像只小尾巴。林子里的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偶尔踩到一根枯枝，啪地一声脆响，梅守业回头瞪她一眼，她吐吐舌头，放轻了脚步。
林子里的鸟真多。麻雀、斑鸠、野鸽子，叽叽喳喳闹成一片，像开了锅。梅守业猫着腰，贴着树干走，轻得像一阵风，连脚下的落叶都不怎么响。他找好位置，蹲下来，把枪架在一截倒木上，眯起眼，等。风从林子深处吹过来，带着泥土和腐叶的气味，凉丝丝的，钻进鼻孔里。远处有蝉在叫，一声接一声，把午后的时光拉得又长又慢。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子。
然后，鸟来了。
一群斑鸠落在前面的空地上，低头啄食，咕咕地叫着。梅守业深吸一口气，屏住。手指搭上扳机——
“砰！”
硝烟散去，地上多了几只扑腾的猎物。梅子姐妹欢呼着跑过去，小脸红扑扑的，像秋天树上的苹果。梅守业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嘴角那点笑意又浮上来，淡淡的，像水面上的一圈涟漪。
王秀英把鸟收拾干净，用粗盐腌一腌，架在灶上炖。油锅里“滋啦”一声，香味飘得满院子都是。梅守业坐在门槛上抽烟，听着屋里锅铲碰撞的声音，听着儿女们的笑声，烟雾缭绕里，神情是安定的。那安定不是装的，是从骨子里渗出来的，像老树的根，扎得深了，风就吹不动了。
可这安定底下，藏着些东西。
他有时候会望着屋后那片坟地发呆。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像在替他记着日子。他想起走火那天的情景——铁管子在他手里炸开，火光一闪，右腿像被什么猛地拽了一下，整个人就倒了。那一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疼，铺天盖地的疼，像潮水一样把他淹了。后来不疼了，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他变得沉默，话更少，烟更凶。夜里偶尔会醒，右腿的伤处一跳一跳地胀痛，像有个小锤子在里面敲。他翻个身，不惊动身边熟睡的王秀英，摸出烟锅，在黑暗里摸黑点上。火光明明灭灭，照出他脸上深深的皱纹，每一条都像刀刻的。
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人，也不是什么坏人。他就是一个手巧的木匠，守着七亩地、一杆枪、一个家。他放枪，不是因为好勇斗狠，是怕。怕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怕那些不安好心的人。枪声是他给自己壮胆的，也是给这个家撑腰的。那一声响，炸的是他的恐惧，守的是他的安宁。
傍晚的枣树下，他立定，举枪，瞄准。天边的晚霞烧得正烈，像一匹烧红的绸缎。散弹划破长空，惊起飞鸟无数。他站在那里，脊背挺直，像一棵被雷劈过却不肯倒下的老枣树，枝干歪了，树根还在。
枪声过后，一切重归寂静。
但那寂静里，藏着一种说不出的安稳。
远处，王秀英的馓子摊子该收了。暮色四合，街上的灯笼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梅守业把枪靠在枣树干上，慢慢的地往院门口走。天快黑了，路上不太平，他去接她。
风又起了，吹得屋后坟地上的荒草一波一波地伏下去，又站起来。像是在点头，又像是在摇头。
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