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一手缔造了凤凰历史频道的刘三解面对别人对其所讲内容“可消费性不强”的评论回了一句：“消费主义语境下历史其实是没有用的。”言语之中悲哀无奈之情表露无遗，然而在这个时代，“开卷有益”真的成为去而不返了吗？有多久，我们没有花心思，费力气，翻看一本似乎对自己的生活、学业没有那么有用的书了？
《万历十五年》对学法律的我而言就是这么一本看似无用的书。
历史是一门既需要渊博的知识储存为后援，又依靠理性的思辨能力去分析的学科，然而现今中国的历史教育，多强调识记，使得这门本应活泼有趣的学问蒙上了“死记硬背”的尘埃，也从一方面解释了缘何当代历史大家之稀少犹如凤毛麟角。教育和政治其实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强调日积月累的进步，也会面临积重难返的颓势。一个从小就被训练成识记机器的人，又怎么能在日后发挥自己的长处，将毕生所学融会贯通，立著书自己之说？在尚短的读书生涯中，我有幸遇到能让自己真心折服拍案叫绝的历史著作不多，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一，黄仁宇先生的这本《万历十五年》乃其二。
最初知道《万历十五年》是在高考后的那年暑假，闲适无事的我到处搜罗着所谓精神的食粮，而这本书就出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推荐书单上，对历史略感兴趣的我便打算一读，一查才知道原稿竟是英文写成的，而因为之前遭外文译作的荼毒过甚，这样一来我就起了日后直接读英文原版的心思，忽视了这本书的中文译作亦是由黄仁宇先生亲自操刀的这个事实。而大学生涯已近半，忙忙碌碌的我显然对自己当初的雄心壮志食了言，未能静下心来看所谓的英文原版，也没有翻阅过中文图书，若不是因为这学期老师布置下来的硬性阅读任务，想罢我与《万历》的相遇还会迟延很久。但转念一想，一个渺小的个人和一个庞大的朝代其实又何其相似？还只是学生的我在这长长的两年多时间里，竟没得一时空翻看这本薄薄的小书，这到底该归咎于客观情形还是主观不足呢？那么明王朝呢，它又为何在建国短短两百多年后就已经是病榻之身，内部千疮百孔，外部虎狼垂涎？要得知这些原因，只有从已历经的过去着手。
读史于我，最大的乐趣即是通过遗留的碎片在脑中构画过去真实的场景，最大的收获便是通过古人的经验得失来为今人的现状及未来以借鉴，而《万历十五年》便以一种惊艳的姿态满足了我上述的两个诉求——真实地，全面地，智慧地。一个绝佳的例证便是黄仁宇先生在本书开篇对过去叙述明史时“税重民穷”这一说法的反驳。其实，长期接受教条概念式灌输教育的我们可能都不会对这个说法产生疑问，而黄先生没有用简单机械的重复来强调自己观点的正确。以客观的数据材料为证，他把当时国内的几个不同府县与英、日等国作比，有理有据地得出“‘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这个结论。另一个区别黄仁宇先生于其他历史研究者的特点便是他的真诚。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在我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上，这也是明确的史实，好像太阳从东方升起，是个不容推翻的客观事实。然而黄仁宇不这样认为，在细阅全文后，他得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接下来他进一步分析，“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两相比较之下，我们便会好奇，为何这么多做学问的都断章取义，轻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呢？读完《万历十五年》，我明白了原因，这是因为黄仁宇坚信“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他视读者为平等主体，不愿为了自己的观点将资料选择性地透露给读者。读《万历十五年》，我便常有一种一个学者耐心细致地将一件件历史证据摆在我面前，给我讲述、分析其中的因果牵连之感。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万历十五年的公元纪年即1587年，而其后缀直译即“无关紧要的一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年的时间长度的确太微不足道，但这所谓无关紧要的一年，其实是历史重要的节点，对其中人物的决定性因素更甚。作者以这一年为基点，通过对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相关生平事迹的叙述，使读者“一叶知秋”，从这些看似枝微末节的小事中，明白明朝覆灭的必然性。
“以道德代替法制”，是黄仁宇认为中国二千年来，至明代而极，一切问题的症结，这不禁让最近被“道德滑坡”四字困扰的中国社会疑惑：重建精神道统，不是于民族复兴迫不及待的吗？当然，道德的好处自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塞。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黄仁宇在几十年前所发的议论，于今仍有振聋发聩的惊醒意义。对道德过多的倾向所带来的其中一个恶果便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即精神与物质的分离，用现代的话语解释便是党员的先进性建设和腐败现象频发的矛盾。“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
其实仔细一分析，我们便不难发现，道德的抽象性不可避免地使它在实际问题的运用中出现乏力的症状。一个偌大的王朝，不以条理分明的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其可操作性和说服性的缺失只会是一颗愈长愈大的社会毒瘤，最终出现“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的情形自然无法避免。
不是理想家的申时行深知人类的弱点不能完全避免，他明白整个王朝“中枢的大厦是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而回头又有张居正前车之鉴，因此在公历1587年，万历十五年即申时行52岁的时候，未老先衰的他想到：“几年之前，他即已鬓发苍苍，现在身为首辅，位极人臣，为什么他对一切还要那么认真而不听其自然呢？”申时行的悲哀即是倡导者对自己所推崇理念无用的明知，他比谁都清楚明白作为治国标准的伦理道德其实于现实的治理无济于事。
海瑞的悲剧则在于他这一生，都是式微帝国制度的产物。明王朝从建国之初就有复古的倾向，崇尚孔孟之道，在其统治期间，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就一个国家而言，道德过剩的结果是使其积重难返，而对海瑞而言，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海瑞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虽然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微薄，但他却用自己的毕生为“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这个问题做出了令人叹服的回答——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
读书过半时，我就在想，也许给这本书起名为《明朝的那些衰货》也蛮贴切的。风光如张居正，最后落得一个死后都不得安宁的下场；至尊如万历，却被桎梏于所谓的道德规范祖宗规矩，没人记得他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性的个人；智勇双全的戚继光，杀敌万千，却也敌不过文官的那一张巧嘴，那一支利笔，留下“操行不如”的历史印记；还有谥号为“孝端”却经常拷打宫女使多人死于杖下的王皇后、被扣上“红颜祸水”这顶大帽的郑贵妃……书中的历史人物仿佛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无论是清醒的还是自我麻醉的，无论是积极适应去妥协去迂回的，或是直面冲击现实痼疾的，还是消极怠工自我放逐的，他们的命运都裹挟着浓浓的悲剧色彩，这悲剧在于他们天然人性被制度的磨灭，在于他们最终成为了体制的内化物。
历史无用吗？读书无益吗？有的，都有的，纸张翻飞中酣畅淋漓的快感享受，阖上书籍后对现今与将来、自身和社会的反思感悟，这些收获岂能都抹杀无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