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左传的说法，范氏与中行氏算是世代交好的家族，且两家之间还有姻亲关系，中行寅的儿子娶了范吉射的女儿。但细算起来，两家的亲善关系大体始于悼公时期。
晋悼公复霸大业完成后，晋国内部卿族分化为三个稳固的集团：一派是我们所熟知的韩赵组成的新贵联盟；第二派是范氏、中行、智氏组成的旧卿集团；第三派则是栾氏和魏氏两家因为受到排挤而抱团取暖组成的联盟。
在中行偃和士匄执政时期，三个卿族可以说是亲如一家。先是悼公十四年（560BC）智罃去世后绵上治兵的人事安排上，士匄推让中行偃为执政；晋平公四年（554BC）中行偃死后，又托孤士匄照顾自己的儿子中行吴，中行吴也因此刚进入政坛，就被安排到上军佐的职位上，地位高于魏舒和栾盈。
旧卿集团把持权柄从悼公八年到平公十年，大约有二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团结一致，顺利地铲除了晋国最大的公族栾氏，奠定了六卿分治的局面。而这六卿之中，旧卿集团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不免让士匄感觉很是飘飘然，于是就有“死而不朽”的骄狂情绪。
但是在士匄去世后，范献子士鞅进入六正，担任下军将，中军被韩赵两家占据。韩赵联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实力占优的旧卿集团反而处处受制。与中行吴久久不能升迁一样，士鞅也是到赵成死后才晋升到了上军佐的职位，在下军将的位置上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作为旧卿集团的首脑，中行吴不遗余力地破坏韩起的内外政策，这其中士鞅也算是推波助澜的好手，让韩起很是被动。但与中行吴不同，士鞅更大的特点是贪婪蛮横，这一点倒是很得士匄的真传。
比如士鞅在顷公五年（521BC）出使鲁国时，不顾规制让鲁国为其准备十一牢的超高规格。两年后的鲁邾纠纷，士鞅不仅从中作梗，还不失时机地向鲁国使者叔孙婼索贿，被叔孙婼好一顿羞臊。后来鲁昭公流亡国外，因为士鞅收受季孙氏的贿赂，晋国两次护送鲁昭公回国的提议都没有成行，致使鲁昭公客死他乡。
尽管与中行吴目标一致，但在手法上的差异，使得中行吴在死后仍留有美名，而士鞅则是以贪婪闻名于世。
但士鞅比中行吴要幸运的多，士鞅十一个极为长寿的政客，他在晋国政坛上足足活跃了近六十年的时间。中行吴去世后，士鞅得以升迁为上军将，此后伴随着韩起和魏舒的去世，士鞅终于于晋定公三年（509BC）登上了执政的宝座。
而正是因为与中行寅气味相投，才有了召陵之盟时的闹剧，以及中行寅主导的铸刑鼎事件，这些表现都给士鞅在当时国际上的声誉添上了浓墨重彩的颜色。在士鞅执政的几年间，晋国的内政风向完全转向了私家政治，这也是诸侯纷纷叛离晋国的一个重要诱因。
赵氏和范氏之间的冲突，在士鞅执政时期也出现了大爆发。晋定公八年（504BC）宋国乐祁访晋时与赵鞅在绵上饮酒，此事被士鞅知晓后不由分说地将乐祁扣留晋国两年多的时间，甚至当乐祁去世，士鞅又将乐祁的尸体扣留了下来，直接导致了宋国的内战和与晋国关系的疏远。
士鞅之所以要将双方的矛盾公开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早年士匄执政时曾支持卫国叛臣孙林父，孙林父失败后叛逃晋国，随之也带来了他在卫国的根据地戚邑，晋国也投桃报李，为孙林父攻取了卫国西部的六十邑，这些事情都是范氏所主导的。
尽管这些土地到韩起执政时都归还给了卫国，但是范氏在卫国周边，也就是晋国东阳地区南部深耕数十年，有很深的根基。范氏的封地栎、朝歌、百泉、柏人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恰好就与邯郸毗邻。如果能将邯郸纳入自己的阵营，就能将范氏的土地化零为整，对于范氏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样，中行氏在中行吴时期，在东阳北部——也就是今天石家庄周围——大量攻城略地，取得了肥、昔阳、中人等诸多的城池，这些土地与邯郸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赵鞅在卫国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实际上就是想要加强赵氏在东阳地区的存在感，与范氏、中行氏争夺东阳的控制权。这些利益纠纷，再加上赵氏与两家之间的积怨，使得赵氏与范、中行氏之间的战争实难避免，战争的爆发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但士鞅作为一家之主，激化了与赵氏之间的矛盾，却并没有能力在自己的任上将问题解决，反而将矛盾留给了下一代。晋定公十一年（601BC），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士鞅去世，他的儿子士吉射进入内阁担任下军佐。士吉射从政仅仅四年后，就发生了赵鞅杀死邯郸赵午的事件。赵氏内部出现的变故，就成为范、中行氏打击赵氏的导火索，以范、中行、邯郸三家组成的，以反赵为目的的东阳集团就在共同的利益纠葛之中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