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在币圈、链圈中，大众对新的投资、投机机会，狂热程度远大于我的想象，无论是覆盖的人群、投资金额，亦或是人们投入的关注度。
这一场狂热，对应着一场新的金融变革：技术、资本、注意力与其他具备经济价值的资源，正在进行再配置——越来越多地聚焦在区块链领域。这些被再配置的现时资源，承载着人们对未来区块链商业高增值的期望。
历史从来不会简单地重复，但会惊人的相似。
首先，看离我们并不太远的一幕。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迎来全新金融时代的场景：
人们对先进的观念、追涨杀跌，或者被创造出来的机器，抱有如此高程度的美好幻想，以至于对很少考虑预期的阴暗面。
商人组建公司、选择委员会、聘请业务员、制定股份和账簿，陷入了投资新事物的空想中。新公司的股份因为利好消息或者与之相关的经纪人而上涨。
无需纠缠于公司的基本业务，只需要关注有抽象化的简单、波动的数字，投资变成了数字化的游戏。大众强烈的投资欲望得到释放。
后来大部分新公司的价格，从每股100英镑多的价格一直下跌到几英镑，直到最后没有买家。有富人利用知情优势，从中获利，也有许多家庭遭受灭顶之灾。
这是金融史上激动人心的图景，人们的资本得到空前释放，大量公司得以迅速建立。这也是非理性、狂热的资本投入后，泡沫到来的印证。
这一幅图景，可以说，与现在的币圈是非常相似的。鱼龙混杂的ICO，人们空前释放的储蓄投资，躁动兼备兴奋的数字游戏，与一场必将到来的泡沫清场。
现在，我们把金融历史的时间线拉长，回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纵观历史，了解金融本身与参与者如何应对新金融。
古代西亚地区最古老城市的居民苏美尔人首先创造了明确可量化的跨期契约工具，利用书写与数字将当时的经济安排变得清晰精确，这是金融架构初现之时。
宗教神庙对民众的征税制，恩美铁那锥体记录的债务复利工具，德莱海姆泥板记录的商业企划书及其中基于时间收益的牲畜利息，将邻居间资源互惠交换转变为正规量化的借贷契约，还有图兰-伊利泥板上出现的第三方中立的借贷契约监督方，这些金融工具逐渐发展出复杂的金融模式。
在公元前2000年之初，即古巴比伦时期，《汉姆拉比法典》，相对完备的法律，明确了书面契约的必要性，对违反契约者进行惩罚制约。制度环境，保护、促进工具层面的金融架构的发展。
这一时期，个人“银行家”为其他公民提供长短期贷款，是城市公民间主要的金融行为。长期的贷款，主要面向有生产需求的借方，比如为寺庙供应的面包店生产者，短期贷款，主要为一两个月借期的公民。有预期收益的前者，贷款利息相对较低，“银行家”有对未来预期的生产力收益，而主要用于消费的后者，“银行家”会收取高达20%的月息。
尽管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是巨大的（可能沦为奴隶），但当时的公民依然选择借款进行创造性的生产，进而筹集退休后的生活资金，不再依赖于国家、家人保障自己晚年的生活。
长短期贷款行为在古代乌尔城频繁出现，孕育出古代西亚地区早期的金融市场。
公元前1788年，一场金融灾难出现，苏美尔人为主的乌尔城统治者发布了“所有贷款无效”敕令。这道敕令，使所有债务契约凭证失效：解放了深陷债务危机的公民，同时限制无需依赖对国王、寺庙的忠诚度获得财富的独立个体财富自由。乌尔城金融的黄金时代随之走向了尾声。
这是古代西亚文明兴起的金融场景，是城市公民借款以进行创造性生产的活动与初期个人贷款方进行资本投资行为的写照。也是公民寻求财富相对自由，独立于国家、家人最初的金融试探。
跨过空间，雅典罗马与苏美尔人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不同，后者以当地生产分配为主，金融行为主要在公民间完成，前者当地农业无法支撑城市迅速发展，需要进行海外贸易。雅典的小麦来自遥远的黑海，罗马的谷物来自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对海外作物的需求，衍生出不同主体参与的金融交易需求。比如，商业航海融资需求：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通过富有人脉资源与信息的投资者、银行家引导下，为一次横跨几百英里的海洋冒险提供数千银币的投资。比如，古罗马为获取更多资源，征集巨额财富，向外扩张征服他国，财富提供者（很可能就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同时获得收益。
除了生产性需求发起的金融交易，也出现了国家主导的非生产目的的金融产品。比如公元10世纪，中国的交子、宝钞。国家以票据形式授予商人购买、转授某种商品的权利。获得票据的商人，将票据（投机商品）形成次级市场，获得盈利（存在倒卖盈利空间）。这种商品期货的票据，后来也逐渐被当作钱使用。这种票据覆盖的商品，包括当时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盐。在宋代，很长一段时间，盐钞被作为纸币使用。
商品票据形成次级市场供民众交易，不仅在中国。在欧洲，另一种票据，债券，成为当时面向大众参与金融交易的新方式。在当时，债券使政府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迅速集中金融资源，转化成军事资产。这里提到的债券，和上面罗马征集财富向外扩张对比，一是来源不同，前者购买对象是民众，后者是与统治阶级相连的大财团，偿还的形式，前者是有利息和本金的偿还，后者是直接将海外资源共享。
1262年的威尼斯，为政府首次发行的债券以《债权法》固定下偿还的形式。《债权法》将威尼斯政府之前的债务合并为单一的基金，每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贷款面值5%利息，每年分两期支付。这个基金有两个特点：一、债券可以转让，二、债券定性为永久性资产，投资者可以永久持有，除非政府公开回购收回。至此，威尼斯贷款标准化，亚里尔托市场（Rialto Market）为债券提供二级市场交易平台。
政府贷款制度化，与禁止高利贷的教会教义产生直面冲突。宗教如天主教中心思想是对高利贷的厌恶，教会坚持公开放弃财富与个人资本积累。最终，公共融资对人们生活产生持久影响，争论与冲突无法阻止这一金融方式。债券，作为一种将未来资源转移到当下的金融工具，为商业、资本带来新可能：将时间重新定义并世俗化（价格量化），进而再配置经济资源。
从历史纵伸，我们现在回到第一幕光荣革命后，英国新金融时代的场景：大量公司成立。公司，是伴随金融发展逐步形成的经济组织。欧洲公司的出现，可以回溯到14世纪。比较早的公司模式，比如意大利热那亚的主要债权人创立了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圣乔治屋。圣乔治屋发行了股票，这种股票可以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
现代欧洲公司的历史，则在16、17世纪由英国人以及荷兰人发起。目标是航海探险。英国航海探险的公司最早的经费来自皇室金融支持。荷兰的航海探险公司，由多省份投资者出资，资本锁定10年期限，当利润超过投资资本时，给予分红，投资人持有股份支持自由交易。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有超过1000名投资者认购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股份。股票买空卖空交易、看涨看跌期权以及其他投机技巧得以实现。
1720年，当人们在股票市场展示强烈“打开钱包”的惊人力量，纷纷进入股票市场，参与数字投机致富游戏时，伦敦一场“南海泡沫”击碎了大众的致富幻想。知情的国内外富人们充分利用泡沫，完成了一场低买高卖的把戏。
18世纪的欧美在股市上因为泡沫倒退了一步，在固定收益的市场，迈进了一步。信贷金融体系逐步建立，金融家开发了由担保的纸币和复杂的债券形式。荷兰一位金融工程师，以终身年金池为基础，创建了第一个多元化投资基金。债券组合混合了国际债务、地方债务、企业债券，依据大数定律确保债券违约风险在相对可控范围。一些荷兰银行家，对美国债务证券化结构进行协商，购买了美国这个当时年轻国家的高回报债券。汉密尔顿总统对美国债务重组后，荷兰投资者大赚了一笔，美国也从中获得了良好的金融声誉。
资产证券化的金融事务，进入土地市场。进一步，看到土地资产证券化机会的商人，有开始进行投机者，就如此前公司股票的倒买倒卖。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美国，资产证券化出现了狂热的投机泡沫。“所有人都在投机，所有东西都变成投机的耙子。最鲁莽大胆的企业反受鼓励，所有项目都能找到买家。一些新兴城镇以闻所未闻的速度成为国家中心，所有有利可图的地段都会引发投资狂潮。仿佛不到10年，三四个伦敦、众多巴黎和利物浦将要开始展现竟没接到和宏伟建筑。”
19世纪和20世纪，国际金融债务引起了主权问题，现代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缓和此类金融问题建立。
金融国际化趋势初现，马克思在《资本论》对金融促成的资本市场进行了道德谴责。在部分国家，银行、债券等消除私人拥有权。
无论如何，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市场以比宗教更快的速度扩散全球，每个主要首都城市都建立了股票大楼。资本市场的存在，支持了一些新兴地区的发展，比如美国的铁路，大多数由资本市场投资者们资助建立，伦敦投资者拥有大部分美国铁路债券与股票。
在中国，由李鸿章资助到海外留学的容闳，回国后引入了西方筹资方式完成运河、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思想。容闳1872年成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公开募股筹资的股份制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的目的是筹资完成中国的基础设施现代化。20世纪初，收回铁路利权运动的自我融资梦想扩展到草根阶层：普通百姓将储蓄释放，自筹经费参与收回铁路权利自主发展的融资上。
20世纪20年代，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物价涨幅超过万亿倍，币制改革使流通货币缩水近千亿，人们携带整车现金到商店购物，用纸币糊墙。金本位的崩溃，则会使得所有国家受影响，没有货币真正安全。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以“货币幻觉”来推测大多数人无法察觉货币贬值的后果。并建议：远离货币与债券，最好购买实实在在的东西，例如真正的公司。
与期同时，美国的房地产债券市场热钱空前投入。几乎所有摩天大楼都通过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债券融资建成。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大部分由个人投资者承担。1925年，1/8的国民收入来自建筑业。每栋建筑都是承租人承诺长期未来现金流的组合，抵押贷款证券将现金流转化为债券利息，支付投资者。然而，这种由债券需求主导建成的栋栋高楼，最终引发了一场巨大泡沫。
泡沫危机显示了公民经济在金融市场下的脆弱性。社会保障、退休金与就业保障进入政府日程。自由市场下，数学家们尝试搭建一个最佳投资组合，帮助人们降低投资风险。主权基金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正在重塑经济与外交格局。
纵观新金融历史，金融工具为清晰量化、记录公民交易。以可量化的交易为基础，人们寻求财富独立，城市内部出现个人间的资本投资交易，资本市场雏形初现。到后来，资本投资在国家、财团、公民间进行，衍生出可在二级市场交易的交易凭据，如实物票据、债券、股票。人们投资的对标物，从海外扩张获取资源、国家债务到土地、铁路、新兴科技产品等。投资的目的，以财富增值、精神信仰为基础，在投资过程中既有价值投资的选择，也有后来狂热的投机游戏。毋论工具、投资标的的扩展，每一次新金融变革，可以印证的共通点是人们储蓄的热情释放。
将时间线拉回现在，人们几近狂热参与的代币/通证投资、投机，创立仍需辨真伪的领域公司，不免让我们对照17世纪英国新金融变革公司大量建立、18世纪人们对投机于股票数字、20世纪对热捧土地债券以及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互联网新科技浪潮。这些情形，都对应一场必然的泡沫。泡沫过后，除了部分热钱与真正价值存留，大量的热钱随泡沫消失。
这场新金融革命，正在重演历史上演过的场景。大量热钱被释放，现时的资本、技术资源正在再配置，迅速聚焦到区块链创新与币投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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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千年金融史》读书复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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