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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那天，江上起了雾，浓得化不开，像一碗放凉了的藕粉，把整个青螺渡都糊住了。
老葛的渡船“突突”声，是这碗藕粉里唯一的活物。他在这条江上摆了四十年渡，闭着眼都能把船头对准对岸的石阶。可今天，他的手有点抖。不是冷，是那封信。信就揣在他贴胸的口袋里，女儿的笔迹：爸，把船卖了，来城里吧，医生说我妈这病，得用进口药。
对岸的石阶上，站着一个人。老葛眯起眼，看清是开矿的赵老板。赵老板裹着黑色的羽绒服，脖子上那条拇指粗的金链子，在雾里也泛着俗气的黄光。他身后停着一辆黑色的大切诺基，那是他上周刚买的，说是要开上轮渡，去对岸的新矿区。
“老葛！快点！耽误了矿上的事，你这破船赔得起？”赵老板的嗓门像破锣，轻易地撕开了雾气。
老葛没作声，把舵稳稳地推过去。船靠岸，赵老板一脚踏上来，震得小船晃了三晃。他没去买票，直接把一张红票子拍在老葛的舵盘上：“不用找，今天这船，我包了。”
老葛看了一眼那钱，没动。“规矩是五块，多了我不收。”
“嘿，你这老头，给脸不要脸？”赵老板冷笑，“你那破码头明天就要拆了，我矿上的卡车要过江。识相的，把这块地皮转让契书签了，我给你这个数。”他伸出五根手指。
老葛的脸在雾气里像一块风化的岩石。他知道赵老板想要什么——不仅是渡口的经营权，更是渡口后面那块地。那是他爷爷传下来的，也是他老婆生前种菜的地方。
“不签。”老葛吐出两个字，把那张红票子捏起来，换了两块硬币，叮当一声丢进铁盒里。
赵老板的脸瞬间黑了，像这江底的淤泥。“行，你有种。今晚十二点，我让你看看，什么叫规矩。”
船到江心，雾更浓了。能见度不足五米。老葛听着发动机的声音，心里算着时间。这船的引擎老了，就像他的肺，每到冬天就咳个不停。他摸了摸舵盘旁挂着的一个旧哨子，铜的，吹不响，那是当年他在航运技校得的奖品。
晚上十一点半，老葛又出了一趟船。这是加班，因为对岸有人说家里老人发了急病。其实他知道，那是赵老板的人，想把船引出去。
船刚离岸，他就听见对岸传来“轰隆”一声巨响。不是雷声，是炸药。赵老板果然动手了，他想把老码头炸塌，造成事故假象，逼老葛就范。
老葛猛地回舵。船头调转，全速冲回本岸。雾太大，视线模糊。他只能凭着几十年的记忆，听水声辨位。就在船头即将撞上码头的刹那，一道刺眼的灯光从岸上射来，是赵老板那辆大切诺基，正横在码头唯一的出口上。
“老东西，下车！”赵老板站在车灯后面吼，“再不签，连你这船带人都喂鱼！”
老葛没停船。他没减速，也没转向。他只是把舵盘死死焊在怀里，盯着那团强光，嘴里叼起了那个哑了的铜哨子。
“突突突——”引擎发出最后的咆哮。
赵老板愣了一下，随即大骂着往旁边躲。但他低估了这艘老船的惯性。伴随着刺耳的金属刮擦声，渡船的侧舷狠狠撞在了越野车的后轮上。并不是要撞人，而是借着反作用力，船身一偏，船头准确地插进了码头和岸边的一块浅滩，稳稳地卡死了位置。
船停了。老葛熄了火。
他慢慢摘下那个铜哨子，放在嘴里，用尽全身力气吹了一下。
“噗——”
没有声音。哨子早就锈死了。
但他仿佛听到了一声尖锐的哨响，穿透了浓雾，穿透了江水，也穿透了赵老板惊愕的眼神。
“你……”赵老板刚要开口。
老葛没看他，而是从怀里掏出一个旧酒壶，抿了一口劣质白酒，然后颤巍巍地从座位底下摸出一把斧头——那是他平时劈柴用的。他走到船舷边，对着缆桩，狠狠地砍断了系船的缆绳。
没有了缆绳的固定，江水瞬间把船推得横了过来，彻底堵死了大切诺基下水的坡道。
“你疯了？这是毁坏财物！”赵老板气急败坏。
“船是我的。”老葛的声音在雾里像锯木头一样沙哑，“我乐意把它停这儿。至于地皮……你去问阎王爷要不要签字吧。”
说完，他跳上岸，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雾里。他没走大路，而是钻进了岸边的芦苇荡。身后，赵老板还在骂骂咧咧，但很快，警笛声从江上游的方向隐约传来——老葛在出发前，给海事局打了电话，说的是“非法爆破，危及航道”。
第二天，雾散了。
渡船像一座礁石，死死堵在码头上。赵老板的车因为违规爆破和阻碍交通，被交警和派出所的人一起带走了。
老葛没去看热闹。他坐在已经被炸塌了一半的老屋门槛上，看着那艘报废的渡船。女儿打来电话，哭着说钱凑齐了，妈有救了。
他“嗯”了一声，挂了电话。然后从怀里掏出那个铜哨子，在衣襟上擦了擦。
太阳出来了，照在江面上，波光粼粼。那只哑了的哨子，在阳光下反射出一点点微弱的光，像一只永不睁开的眼睛。
从此，青螺渡再也没有渡船了。只是在每年的冬至，雾最大的那天，住在江边的人总说能听见一声闷闷的哨响，不像金属声，倒像是江水本身在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