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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九日，北魏主进入洛阳西宫。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提出四项建议：其一以为：“我听说陛下今年夏天不巡察三齐，而打算前往中山。去年冬天，舆驾停在邺城，当时正是农闲时节，每家都派出差役，还不胜劳费。更何况如今养蚕种田，正是急需人手的时候，人民何以堪命！况且六军在暑热天气行军，恐怕发生瘟疫。臣希望陛下能早回平城，以减省诸州供应张罗之苦，也让洛阳都城营建工程能顺利完成。”

其二以为：“洛阳宫殿虽毁，以前的地基还在，都是魏明帝所造，前世已经讥刺他的奢侈。如今重建，应该加以裁损。又，近来平城富室，竞相攀比宅第豪华；应该借这次迁都的机会，为他们制定规格限制。并拓宽街衢道路，广设引水及排水沟渠。”

其三以为：“陛下上次回洛阳，只带了非常少的禁卫骑兵。王者在宫墙之内还要警跸戒严，何况爬山涉水而不加三思吗！”

其四以为：“陛下耳朵听着优雅的音乐，眼睛看着艰深的古书，口里与诸侯应对，心里思考政事万机，太阳偏西才进食，午夜之后才睡觉；加上孝思之至，随着时间而加深；文章之业，每天都要完成相当篇幅；虽然陛下有天纵英明，这些事也不足为烦，但这不是所以啬神养性，保有无边福祚的方式。希望陛下垂拱而治，只抓大纲，让有司各司其职。”

拓跋宏颇为接纳他的话。韩显宗，是韩麒麟之子。

韩显宗又上言，以为：“州郡向朝廷保荐人才，徒有秀才、孝廉之名，而无秀才、孝廉之实；朝廷只看他的门第名望，而不将举荐不实的人弹劾判罪。如果这样，直接在门第世家中录用官员就行了，何必假冒秀才、孝廉之名！所谓门第，是他父祖之遗留下来的，又有何益于皇家！有益于时代的，是贤才而已。如果他有才，就算是屠户、渔夫、奴隶、贱民，圣王也不耻于以他为臣（周勃杀猪，姜子牙钓鱼）；如果他没有才，就算他是夏商周三代帝王苗裔，也只能坠落为仆役。有人说‘今世没有奇才，不如取士于门第’，此言大谬。岂能因为世间没有周公、邵公，就废除宰相！但当相互比较，只要他比别人多一寸之长，增一铢之重，就应该先任用他，这样就不会埋没人才了。

“又，刑罚之要，在于明确恰当，不在于重。凡是犯罪的人都受到处罚，那就算处罚很轻，人们也不敢犯法；如果可以侥幸脱罪，那就是重到夷灭三族，也不足以惩禁。如今内外官员，为了求名，争相以残酷为无私，相互攀比，遂成风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视百姓如赤子；百司分万务之任，待人民如仇敌。那么尧、舜只有一人，而桀、纣数以千计，天地和气不至，原因就在这里。陛下应该下诏，宣示百官，以拯救天下百姓之命。

“又，当年周朝迁都洛阳，但仍保留故都宗周；汉朝迁都洛阳，但仍在长安设立京兆尹。按《春秋》之义，有宗庙称为都，没有宗庙称为邑。何况代京（平城），是宗庙山陵所在，王业所基，就算是神乡福地，也远远不能和它相比，如今将平城等同为普通郡国，臣实在是感到不安。应该建里王畿，设置京兆尹，一如历史惯例，崇本重旧，光示万代。

“又，古代四种不同职业的人民（士、农、工、商），居住在不同的地方，是要他们专心致志，各修其业。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创基拨乱，每日忙碌，时间都不够用，仍然分别士人、庶人，不让他们杂居一处，工匠、艺伎、屠户、商人，各有专门的居住区；但是不设科禁，时间一久，就混淆了。如今，我听说洛阳新都居民区的规划，以官位高低来划分，而不分族类。官位无常，早上还发达，晚上可能就憔悴，这样下来，不用多久，衣冠之士和皁隶仆役就同处一区了。假使一里之内，有人在调习歌舞，有人在讲肄诗书，孩童们随意乱跑，那么他们必定不会放弃歌舞而去读诗书了。要让工伎之家去学习士人风礼，百年难成；而士人之子效仿工伎容态，一朝而就。孔子说里仁之美，孟子有孟母三迁的古训。这是风俗的源头，不能不注意。朝廷每次选拔人士，都衡量他的婚姻关系，作为升降的标准，这是何等周密！但是，对规划居住区，隔离不同阶层的居民，却让清浊相邻，这又是何等粗略！如今，趁着迁徙之初，都是公地，分别工伎，就在陛下一句话的事，有何可疑，不去做这盛美之事呢！

“又，南方人当初用有淮北之地，自比中华，设置侨郡侨县。自从归附圣化（北魏夺取淮北领土，参见469年记载），仍然不改，名实交错，文书难辨。应该按地理旧名，一律恢复原名，小的郡县合并，大的郡县分置，中州郡县，以前因户口稀少而合并裁省，如今人口繁衍，民户增多，也可以恢复原有编制。

“又，人君以天下为家，不可以有私心。仓库之储，以供军国之用，不是有功德的人，不应当随意赏赐。朝廷诸权贵大臣，俸禄不少；而近来对他们的赏赐，动则数以千计。如果把这些钱分赐给鳏寡孤独之民，那可以帮助很多人；如今直接给予亲近之臣，这违背了《论语》里孔子的话——君子周急不断富——只救济穷人，不必接济富人。”

拓跋宏览奏，非常赞许。

华杉曰：

读这一时期的历史，北朝是明君贤臣，励精图治，切磋治道；南朝是昏君权臣，相互图谋。谁是中华正统，真不看他是鲜卑人还是汉人，而是看他是否有德——遵从儒家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