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三国演义》所言，刘备破黄巾于幽州、解兵围于青州、败张角救董卓、助朱儁斩张宝、破宛城退贼将，在黄巾战中可谓是不世之功。

黄巾平定后，刘备却是不得除授，后因郎中张钧助刘备状告十常侍卖官鬻爵，方才得了个安喜县尉。

然前文已然有过分析，刘备所参与的黄巾战役，皆不见于史。所杀之贼将，亦皆是虚构。

而参《三国志·先主传》所载，“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

正史中并未提及刘备「不得除授」之事，且刘备封官「安喜尉」并无不妥。

首先，从官职等级而言，以曹操、孙坚、刘备三人为例，做个简单的对比……

先说曹操。参《三国志·武帝纪》载，曹操年仅二十岁，便被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相当于帝都区公安局长。后迁顿丘令，复又征拜议郎。黄巾乱起之时，拜骑都尉，奉命讨伐颍川黄巾。

骑都尉，隶属光禄勋，掌监羽林骑，秩比二千石。黄巾之后，曹操迁为济南相，相当于一郡太守，秩二千石。

汉代官员秩以万石最高，其下依次是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以及比二千石……，换言之，曹操的官阶在论功行赏后，仅是提了一级而已。

再说孙坚。参《三国志·孙坚传》载，孙坚少为县吏，年仅十七岁，便因讨贼而被府召署假尉，之后又历任盐渎丞，盱眙丞，下邳丞，历佐三县。世人称道，吏民亲附。黄巾乱起之时，被朱儁表为佐军司马。

孙坚由秩不过四百石的县丞，破格连升，因为孙坚此时已是名声在外。

且孙坚在黄巾战中确是所向无前。宛城之战，孙坚率先登城而敌破，最终因功被表为别部司马。别部司马即军司马，大将军属官，秩比千石，不过另领营属而已，类似于如今的独立团团长。

但说到底，也只是由副团长升为团长，提了一级而已。

综上所述，在黄巾之前，孙坚已是作为县丞历佐三县，曹操更是历任洛阳北部尉、顿丘令；而刘备虽是宗室，但却是起步晚、起点低，此时由一介白身擢升县尉合情合理。

譬如孙坚当年亦是因平定叛乱，而拜为盐渎丞。

参《三国志·孙坚传》载，‘会稽妖贼许昌起於句章，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韶扇动诸县，众以万数。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馀人，与州郡合讨破之。是岁，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状，诏书除坚盐渎丞……’

可见，孙坚的经历与刘备亦不过大同小异。换言之，刘备的入仕之路并无隐情。

其次，以实际功绩而论，刘备在黄巾之战中，究竟功在何处……

《先主传》仅是言道「刘备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并未涉及具体内容。而鱼豢的《典略》对于刘备的入仕则是另有说辞……

其言，“平原刘子平知备有武勇，时张纯反叛，青州被诏，遣从事将兵讨纯，过平原，子平荐备於从事，遂与相随，遇贼於野，备中创阳死，贼去后，故人以车载之，得免。后以军功，为中山安喜尉。”

依据《典略》所云，刘备的功绩来自于「张纯平叛」，而非黄巾之战。

而参《后汉书·乌桓传》载，‘中平四年（187），前中山太守张纯畔，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188），以刘虞为幽州牧，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

换言之，张纯的反叛时间是在187-188年间。

如此《三国志》与《典略》之叙述叙述，在时间上则是出现了不一致之处。

参《后汉书·灵帝纪》载，“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黄巾起义虽以冀州为主，东线颍川、汝南、南线南阳宛城为辅，但同样波及幽州广阳一线。

而广阳即与涿县相邻，必会波及刘备的家乡。

刘备理应不会引颈就戮。否则平原刘子平是如何知晓刘备武勇，刘备又是为何出现在青州平原，而那青州从事是否即是邹靖？

参《后汉书·应劭传》载，“中平二年（185），汉阳贼边章、韩遂与羌胡为寇，东侵三辅……北军中侯邹靖上言：‘乌桓众弱，宜开募鲜卑。’……’

又王粲的《英雄记》载，“公孙瓒与破虏校尉邹靖共同追击胡虏。”

虽未提及时间，但下文却有「公孙瓒除辽东属国长史」之载。

又参《三国志·公孙瓒传》载「公孙瓒除辽东属国长史」发生在中平二年（185）之前。而《英雄记》又是依时间顺序记述，故「公孙瓒与邹靖追击胡虏」理应发生在前。

换言之，邹靖应是凭黄巾之功，由破虏校尉擢升为北军中侯。在此期间并无任职青州之载，故《三国志》与《典略》所述应是两件事。

但通过《三国志》与《典略》的不同载述，其背后或许隐藏着另一种可能……

参《后汉书·百官志》载，「北军中侯一人，六百石」；又载，「诸边鄣塞尉、诸陵校尉长，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可见，邹靖的破虏校尉，应属二百石的杂号校尉，否则刘备如何以白身归其麾下。

又参东汉兵制，校尉通常统领人数在2000人左右。

面对能够轻易攻破幽州治所，杀死幽州刺史及太守的广阳黄巾，邹靖军能否抵御住，至少正史中并无载录，甚至184-188年间，幽州刺史的任命亦存在时间空缺。

而广阳黄巾的结局如何，正史亦无相关载录。

然《后汉书·刘虞传》载，‘四年，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余万，屯肥如。’

张纯等能够聚众十余万，寇幽、冀二州，或许亦与广阳黄巾之残余有所关联。

且无论曹操、孙权，无不有叔伯兄弟从旁辅佐，此在世家门阀林立的社会司空见惯。

然刘备作为宗室成员，史书中却未见其亲属宗族之相关载录，或许是多数死于当年的广阳黄巾之乱中。而刘备及其属从初入战场，亦是不敌广阳黄巾之冲击，被迫与邹靖主军分离。

向南逃至冀州、青州一带，因与邹靖主军分开，故并未获得封赏。

但刘备在黄巾平息后的一两年间，频繁在宗室间游走，寻求机遇。而平原刘子平或许亦是宗室成员，趁张纯反叛之机，向青州从事推荐了刘备。

且《典略》载刘备「为中山安喜尉」或在中平四年（187），而非平息张纯之后。

《刘虞传》有云，‘纯又使乌桓峭王等。步骑五万，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频繁钞略青、徐、幽、冀四州。

刘备或许因抵御张纯叛军有功，而被安排在安喜县，定点抵御张纯军钞略。

《后汉书·贾琮传》载，‘中平元年（184）……有司举琮为交址刺史……在事三年，征拜议郎。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诏书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选清能吏，乃以琮为冀州刺史。’

换言之，贾琮被任命冀州刺史应在中平四年（187）之后。

刺史监郡、督邮监县，督邮与刺史虽无隶属，却皆属于监察体系。

故朝廷「更选清能吏」的旨意亦应是随贾琮一同下达至冀州各郡，自然包括中山安喜县。又《典略》曰，‘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

进而推之，刘备鞭挞督邮，弃官亡命的时间应是在中平四年（187）之后……

因《先主传》随之云，‘顷之，大将军何进遣都尉毌丘毅诣丹杨募兵，先主与俱行……’

可见，两件事时间间隔很短。而黄巾起义后，何进共有两次大募兵。其一，《后汉书·何进传》载，‘中平五年（188），天下滋乱，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于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

其二，《资治通鉴》载，‘中平六年（189），进府掾王匡，骑都尉鲍信，皆泰山人，进使还乡里募兵。’

前者是灵帝生前，后者是灵帝崩后。

又《先主传》引注《英雄记》云：‘灵帝末年，备尝在京师，后与曹公俱还沛国，募召合众。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即刘备曾跟随曹操至沛国招募兵众。

刘备在弃官亡命后去了京师洛阳，毕竟「鞭挞督邮，弃官亡命」不是小事，需要上京疏通关系。

又《孝灵帝纪》载，“中平五年（188）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征为典军校尉，故「还沛国」招募西园军卒。而此时的刘备亦在京都参与了募兵事宜，先后随曹操、毌丘毅至地方募兵。

故刘备「丹杨募兵」的时间应是中平五年（188）。

因为如果将刘备「丹杨募兵」的时间设定在中平六年（189）灵帝崩后，则无法与《英雄记》所云时间线对应。

再与《先主传》中「顷之」结合，刘备鞭挞督邮，弃官亡命的时间亦应是在中平五年（188）。

而《刘虞传》载，‘五年（188），复拜幽州牧。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又设赏购举、纯。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

又《灵帝纪》载，‘五年（188）十一月，公孙瓒与张纯战于石门，大破之。’

即刘虞上任后，张纯叛军再无力钞略青、徐、幽、冀等州郡。

而如刘备一般，因抵御张纯叛军，临时上位的县尉武官，至此失去了利用价值，而被上官「沙汰」，故而刘备能够预先「疑在遣中」。

否则以刘备宗室人脉，何必行那「鞭挞督邮」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