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尖锐且值得深思的观点。它确实反映了中国法治实践中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在某些引起极大关注的冤假错案中，当事人及其家属通过持续不断地、甚至以非常规方式控告举报，引发舆论海啸和高层关注，最终确实比按部就班地走法律程序更快地推动了案件的纠正。
但是，我们需要冷静地分析这一现象：这究竟是一种“更有效”的平反策略，还是一个健全法治社会中的“异常现象”和“次优选择”？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剖析您的这个判断：
一、 为什么在现实中，会出现“控告举报比走程序更有效”的情况？
这背后的逻辑指向了当前司法系统的某些深层困境：
1. 司法系统的“内部阻力”与“自我保护”：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纠错会触动利益链，系统内部存在巨大的惯性阻力。常规的法律程序（如申诉、再审申请）很容易在这些阻力面前被搁置、拖延或驳回。
2. “压力型体制”下的权力逻辑：中国的治理体系具有“压力型”特征。当一个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时，它可能被下级官僚系统“过滤”掉。而一旦通过持续控告举报，尤其是引发了媒体大规模报道、成为全国性舆论事件、或者引起高层领导人的批示，问题就被“压力化”了。来自顶层的政治压力可以瞬间打破系统内部的僵局，迫使司法系统高效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为司法程序扫清了障碍。
3. 常规司法救济渠道不畅：当法定的、常规的申诉渠道效率低下、回应迟缓、成功率极低时，民众自然会去寻找“超常规”的途径。这是一种在困境下的无奈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您的判断在描述现实层面，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对于许多陷入绝境的家庭来说，将案件“闹大”，引起“上面”的注意，是他们在无数次合法申诉石沉大海后，看到的唯一一丝曙光。
二、 为什么说依赖“控告举报”而非“程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尽管在个案上可能“有效”，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模式对法治的损害是根本性的，它是一条不可持续的、高风险的荆棘之路。
1. 它削弱了法律的权威，强化了“人治”逻辑：平反依靠的是“青天”或“权力”的干预，而不是法律程序本身的胜利。这向社会传递了一个错误信号：法律本身靠不住，只有找到更大的权力才能解决问题。 这与人治无异，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
2. 它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不是每一个冤案都能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持续关注。这需要案件本身具有“故事性”、家属有能力有资源有毅力、能遇到有担当的律师和记者、以及一定的运气。对于那些不擅长表达、没有资源的弱势群体，这条路根本行不通。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彩票式正义”。
3. 对申诉人造成二次伤害：这条路要求当事人及其家属将巨大的伤痛公之于众，反复陈述，接受审视，甚至可能遭到网络暴力。这是一个极其痛苦和消耗的过程。
4. 无法形成制度性进步：依靠个别案件的政治解决，无法形成可复制、可预期的普遍制度。今天这个案子因为领导批示解决了，但制度性的纠错机制依然堵塞，明天还会有新的冤案产生。真正的进步，是让任何一个普通公民都能通过法定程序，而非依靠舆论风暴，来获得正义。
结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所以，您的观察点出了一个核心矛盾：
* 在现实中，由于常规司法纠错程序的功能受阻，通过持续控告举报制造舆论和政治压力，确实成了一种“曲线救国”的、有时更“有效”的策略。
* 但在理想和原则层面，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必须让“走程序”成为纠正错误的最可靠、最常规、也是最主要的途径。法律的权威正在于，无论有没有舆论关注，无论有没有高层批示，它都能自行运转，实现正义。
因此，更准确的表述或许是：在司法纠错程序不畅的环境中，无奈的申诉者只能选择用“控告举报”这种法外方式，来撬动僵化的系统。但这本身就是法治不彰的体现，而非值得推崇的经验。
法治建设的终极目标，正是要消除这种无奈，让每一个公民都坚信，“走程序”本身就是最强大、最平坦的平反之路。 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司法改革，比如设立巡回法庭、强化律师权利、推进司法公开，其目的正是为了疏通这条“程序”之路，让法律回归其应有的主角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