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写于三年前，今天是父亲离开我们八年的日子。谨以此文纪念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年了。这五年里的每一个日子我都没有忘记他，每天都在心里与他述说着什么。
一直想把自己的那份怀念整理出来，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在我的内心经历了痛苦挣扎之后，终于坐下来，在电脑上敲出了第一个字。
1.童年岁月
父亲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年少的父亲过早的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只读到高小，就涉足社会，开始为生活奔波。那时候的事情，我了解的不多，许多事情是后来听奶奶断断续续讲给我们的。记得父亲说光复（抗战胜利）那年他才十五岁，混乱中，在洮南火车站拣了一袋大米，很吃力地一口气扛回了家。他说日本人统治下的满洲国是不许中国人吃大米的。胜利了，他们那种兴奋是无法言表的。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居然能将那么重的一袋大米一口气扛回家，可见他当时是多么高兴。父亲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是想让我们记住那段岁月。父亲那代人一辈子对日本都有着深深的仇恨，这是那场战争的烙印，国仇家恨都蕴含在里面了。从父亲给我们讲这一袋大米的故事中我能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这种气节也深深地植根于父亲的内心，他的一生都仇视日本。
父亲小时候涉猎广泛，文史方面的书籍读的尤其多。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京剧，经常逃学带着我的小姑姑去戏园子听戏。那时的父亲也有顽劣的一面，一方面是逃学出来看戏，一方面家里也没有钱，不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戏园子，只能走旁门左道。记得有一次父亲给我们讲，每次逃学出来看戏，都是先把小姑姑扛在肩上，让她先翻墙进入，自己再一个纵身越过墙去。这分明是偷戏听啊。就这样，童年的父亲，过早地接触了社会，也过早地承担了责任。因为中国的戏曲中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积淀，在这种偷戏听的过程中，许多美德浸润到了父亲的心里。在以后的岁用中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些。
父亲小时候的事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那时候他们家里很穷，奶奶带着他们艰难地度日。
2.错划右派
父亲是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我也说不清楚了。他从小听了许多戏，又喜欢文史，在故纸堆里翻看了许多东西，虽然只读到高小毕业，但他的水平远远不止于此。他的目标是想考北大中文系的。但是家境贫寒，不允许他读大学。所以他只好早早地参加工作了。最早他做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了。清晰记得的是父亲在齐齐哈尔银行系统工作。
工作之余，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那个爱好，听戏之余，这回还多了一件事，就是写戏评。上世纪五十年代齐齐哈尔日报曾经为父亲开辟过专栏，发表他的戏评。当年凡是名角来齐演出，父亲总是携妻女去看，然后写戏评。业余时间还会约些志同道合的友人粉墨登场，过一把戏瘾。据说有一次父亲在台上演司马懿，母亲在台下看戏，回家后还问父亲，那个扮演司马懿的是谁，弄得我小姑姑哈哈大笑。
除了爱好戏剧，父亲还有多方面的才能。全省银行系统搞文艺汇演，父亲大显身手，编导演于一身。即写相声本子，又当导演，还能上台说山东快书。着实是展示了一番自己的才华。那一次据说拿了省里好几个大奖。
年轻气盛的父亲在齐齐哈尔那个小城逐渐有了名气，开始有些飘飘然了。于是开始涉足 政治。这是他所不了解的领域。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时，父亲有一篇文章，直指党内选举制度，题目是《不要“等额选举制”式的争鸣》，这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一般人是不敢碰的。结果，就在那场反右斗争中，就因了这篇东西，父亲被错划成右派。
后来父亲多次和我们讲，那时候自己不谙世事，年轻气盛，韧性不足，宁折不弯，结果吃了苦头。他说当时齐齐哈尔文化界开会，十七个知识分子里就有他一个，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飘飘然，口出狂言，写了那篇东西。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遗稿时看到了那篇文章。此时的我也已近知天命之年，对于政治也有了自己的观点。我倒是觉得那篇文章是有些问题的。一是充满了骄横之气，二是主要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对于父亲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我还是由衷敬佩的。
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再也不能过从前的日子了，没有了公职，断了生活来源，携妻带女，路途遥遥，往乡间，过上了另外一种完全陌生的日子。
这时的父亲还不到三十岁。
3.乡间二十一载
父亲这一去，就是二十一载，比苏武牧羊的时间还长。当时还没有我。我猜想当年父亲刚刚去乡下时的心情，可能与李白《行路难》中的这两句有些相似，“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也有些像韩愈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那首诗里描绘的意境“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乡间的这段岁月，是父亲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从一个城里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这中间有着巨大的诸多方面的反差，不是一时间能适应的。
这时候的父亲，已经有了三个女儿，母亲也丢了工作，陪着父亲来到了乡下。
首先是生活这一关。一家老小得吃饭，但是父亲是从来没有干过农活的，拿笔的手拿起锄头来还真的不行。下地干活，分不清哪棵是苗，哪棵是草。头上顶着右派帽子，不敢轻举妄动，怕不小心把苗铲掉了，被批成破坏社会主义生产。于是父亲先蹲在地上把草拔掉，然后再用锄头铲地。这样，别人铲一根垄，父亲连半根都铲不完，所以挣的公分就只能是一个成熟劳力的一半。农民们管这样的人叫“半拉子”。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我们家通常是拿不到钱的。没有钱口粮就不分给我们，一年的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在我记事的那些年里，我们家的口粮大多是锁在生产队库房里的。还有许多农活父亲是根本不会干的。
农民固然是纯朴的，但也有着小农的狡诈。农村生活有它一整套规则，我的父母一点也不懂得。刚刚去的那几年，生活真的给父亲母亲出了一道难题。生火做饭、碾米、挑水、劈柴、修房子……母亲都得从头学起，有时也会有些抱怨。家里一件农具也没有，又无力购买，所以就得借别人家的。那就得看人家的脸色。这些，让那个血气方刚，盛气凌人的父亲尝尽了人世的艰辛，也让父亲开始真正成熟起来了。
再有就是人际关。农村里，一个村子百十户人家，基本上都是能够攀上亲戚的，农村人叫圈套圈的亲戚。我们家举目无亲，又不熟悉乡村生活，父亲头上又戴着右派帽子，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当地农民欺生，父亲每天下地干活，母亲都会担心他与人吵架。父亲生性耿直，每遇别人欺负他，特别是拿政治问题说事时，他是决不软弱的。这样就不时地与当地农民发生争吵。邻里之间也不时地发生一些摩擦，磕磕碰碰地过了几年才算适应了基本的生活。
夏秋时节生产队分香瓜、西瓜，社员们都兴高采烈地去领，我们家得等到社员们都分完了，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如果有，就给我们分点，没有就分不到了。即使是分给我们了，那也是剩下的，不好吃的。由于那时我还小，特别想吃那些瓜果，所以这件事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农村烧柴是个大问题，我们那个村子里的农民大多都到内蒙去拉柴火。这就得由生产队出车帮你家拉。由于路途远，得早早出发。谁家用车得给赶车人提供早饭。赶车的人叫车老板儿，那时他们特别牛。开始哪个车老板儿也不愿意给我们家出车，父亲求着他们才勉强答应。后来父亲用了一招就让那些车老板儿们都愿意给我们家出车了，那就是父亲做的诱人的早饭。每次出车父亲准备的都是鸡丝馄饨，用家里养的老母鸡熬汤，用鸡肉做馅儿包馄饨，把馄饨下到鸡汤里煮了，再就上油盐烧饼吃，这在当时真的是一顿丰盛美味的早餐。当地的农民多半没见过世面，好多人从来没有吃过馄饨，都觉得新鲜。车老板儿们口口相传，都说父亲那鸡丝馄饨是一绝，好吃得很。于是父亲就用他的这道鸡丝馄饨赢得车老板儿们争先恐后地为我们家出车拉柴火。
除了去外面拉柴火，父亲还带领我们几个孩子去打扎（这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写，查了字典也没弄明白，姑且用这个字代一下）子。所谓扎子，就是玉米、高粱等割下来后，留在地下的那个长有很长须根的部分。用犁把地翻起来后，扎子就出来了，我们要把上面的土敲掉，收集起来，拉回家去，当柴烧。扎子是很好烧的，火很硬。每年春天，父亲都带着我们去地里打扎子，我们几个满身的泥土，但围在父亲身边总是有说有笑的。有时候我们也打架，但父亲哪个也不说，只是看着我们笑。打完了扎子得借生产队的车把扎子拉回家。我当时小，但这样的劳动也得参加。我最高兴的是往家里拉扎子，因为我可以坐在高高的扎子垛上，坐车回家。但是我哪里知道，父亲是不会赶车的，马根本就不听他使唤。有一次没有弄好，架车的那匹马失了前蹄，差一点没把车弄翻，把我们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一个春天打的扎子，够我们家烧一年的，后来村里人都佩服父亲了。
最初的艰难过后，父亲渐渐地适应了乡间的日子，农民们也渐渐接受了这个有文化的“右派”。母亲把城里的许多新鲜事物带给了当地的妇女们，教她们打毛衣，教她们怎样穿着打扮，给她们讲城里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生活仍然是艰难的。
父亲还有个爱好，就是广交朋友。那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当时父亲在方圆几百里内名声大震，都知道我们那个村子里有一个城里来的、有文化、侠肝义胆、喜欢结交朋友的“右派”。有许多人慕名前来与父亲结交，父亲是来者不拒。这样的交往，给父亲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也让父亲的内心得到了一丝安慰。在这些朋友中，有乡村中德高望重的人，有挑着担子走村串巷做小生意的，有打把式卖艺的，也有中学老师这类的文化人。在这众多的友人中，让我们最难忘的就是父亲与大姐的中学老师的友谊。他们二人一见如故，经常有诗词唱和，彼此看过之后相视一笑，然后付之一炬。他们的友谊保持了一生。
朋友多了，路子也就多了。后来父亲带我们搞副业，就是受了朋友的启示。父亲一直也挣不到一家人的口粮钱，但总想让家里的生活好过一点。看到他的一个农民朋友家里每年冬闲的时候都扎笤帚，然后到市场上去卖，换点钱贴补家用。父亲也在我们家里开展了这项副业。扎笤帚的活是又累又脏。我记得很清楚，第一道工序叫刮笤帚蘼（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字）子，就是先把高粱穗（我看着像高粱穗，实际就是扎笤帚的材料）上的粒子刮净。是这样刮的，把铁揪放倒在炕上，铁揪头露出来，人骑在上面压着，把高粱穗按在铁揪沿上，戴上手套，一手按住高粱穗，一手用力拉，这样就能够把扎笤帚用的高粱穗子弄干净。我那时才八九岁，也要参加这项劳动。剩下的工作我就不参与了，也记得不太清楚了。扎笤帚是个技术活，我当时小没做过，是我的几个姐姐和母亲做的。记得我母亲和姐姐扎，父亲就在旁边为她们打下手，搞后勤。整个冬天，我们都做这件事。最高兴的就是扎完笤帚，把那个立在家里的木桩子拔掉。这意味着笤帚要卖钱了，也意味着要过年了，还意味着要用卖得的钱给我们买新衣服、买好吃的了。
卖笤帚的事都是父亲联系的，如果哪一年能够卖个好价钱，一家人会高兴很长时间。记得有几年父亲还把笤帚卖到了大连、沈阳等地，价格要比在当地卖得高很多，一时间成了乡里的新闻，许多人家都很羡慕我们。
我们一家人渐渐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不久，父亲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在文革之前，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了）。大队委员会觉得父亲干农活不在行，但是有文化，就让父亲去小学当老师，后来又让父亲去大队当会计（这里面顺序我记不清楚了，是先当的老师还是先当的会计）。这样我们家的生活便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文革开始。那一年的春天，恰好我出生，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节，加之运动开始，父亲作为摘帽“右派”再一次被红卫兵小将和贫下中农拉出来批斗，于是父亲给在这个充满灾难的时节出生的我起了个小名，叫“棘春”，后来很长时间家里人都叫我“小春子”。这一次运动中父亲受的折磨尤其严重。后来听父亲给我们讲，运动开始后，贫下中农们不时地把地、富、反、坏、右揪出来批斗。每次胸前都要戴上一块牌子，写上自己的姓名和罪名。父亲的那块牌子后来成了我们学习用的小黑板。那时贫下中农和红卫兵小将们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来批判这些黑五类，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正是父亲的强项。有时候，父亲和他们打语录仗，父亲每次都是赢家，却也免不了受皮肉之苦。父亲有时候满身伤痛，回来后还给家里人讲他是怎样智斗那群人的。这真是黑色幽默，父亲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忘记痛苦的吧？
最严重的一次是召开全乡大会要批斗几个重点人物，其中就有父亲一个。据说他们下了狠茬子，要往死里整。幸好父亲在乡里结交甚广，之前有一个朋友听到了这个消息，提早告诉了父亲，让他想办法躲一下。那是一个夏天，地里的庄稼长得有一人高了，父亲此前在批斗中已经受了伤，正在家里养伤。如果不走，再被折磨一次，那真的不知道后果会怎样。于是母亲催促父亲赶紧走，父亲拖着病体，在青纱帐和绿树林的掩护下出走了，总算逃过了一劫。后来真的有一群人到我们家去纠斗父亲，母亲说不知道人去哪里了，他们就在我们家搜，没有搜到，就撒开人马到处找。父亲说他走在树林里的时候看到了那群骑着马追赶他的人，幸好他们没有发现父亲。后来我们家对那个给父亲通风报信的人一直充满了感激，回城后给予了他们家很多的帮助。但这些父亲从来不提，他总是对我们说，我们给予人家这点，远远比不上当年人家的救命之恩，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人家。
乡间的这段日子，更多的是苦难，但也有许多让我们难忘的事。父亲与母亲的感情一直很好，即使是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之间依然是相扶相携地一起面对，一起承担所有的苦难。这使我们这个家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岁月里也不缺少欢乐。尤其让我们难忘的是，父亲与母亲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没有让我们一个孩子辍学，并且从来没有重男轻女。到乡下之后，母亲一直很绝望，以为再也不能回城里了，这一辈子都要生活在农村了。父亲经常和母亲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农村里重男轻女的现象很严重，母亲下乡的时候已经有了三个女儿，下乡后又生了四个女儿，一共七个女儿，人家叫我们七仙女。后来我明白了，之所以生这么多孩子，是想盼着有一个男孩的。母亲自己看见生了女儿都上火，但是父亲却高兴地说，我们都是他的财富，哪一个他都喜欢。这一点让我们姐妹几个从心眼里爱戴我们的父亲。
父亲是个大孝子。奶奶早年在叔叔家里，父亲每年都要去城里看奶奶，总是尽自己的能力给奶奶带点东西去。叔叔夫妻俩都是老师，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但是从来不敢把这个“右派”哥哥介绍给外人。即使这样，父亲还是每年都要去看望奶奶。后来奶奶八十多岁了，当时我们家的家境在好转，父亲便把她接到了乡下，那时奶奶已经什么都不能做了。我看到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和奶奶大声说过话，每天下班回来都要到奶奶床前问寒问暖，尽人子之道。
父亲是闻名乡里的名人，谁家办喜事，要请父亲去帮忙。谁家有了矛盾，要请父亲去调解。漫长的冬日里，父亲还给当地的农民们说评书，充实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父亲从来没有停止过读书。经常把自己读的书讲给母亲听，这是增进他们夫妻感情的一剂良药，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父亲与母亲的笑容，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活的动力，幸福的源泉。父亲有许多藏书，都是线装的，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据说被农民们当卷烟的纸用了，现在想来真是痛心。
文革后期，我们家的日子渐渐地好转。告别了那个低矮的小土房，买了三间大房子，但也不是瓦房，还是土房子，可是比原来的那间房子强多了。母亲那一年养了一头大肥猪，足足五百斤重，那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一头猪，年底杀了后猪肉堆起来像座小山。一切迹象表明我们家快到一个转折点了。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1978年）55号文件。该文件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原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这个消息，无疑是一声惊雷，给我的父亲带来了一次重大的转变。那时我已经十四岁了，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了。听到了改正右派的消息，父亲再也抑制不住这二十多年来内心的情感，伴着眼泪，所有的委屈、苦闷、伤痛、彷徨、屈辱、隐忍……一下子都爆发出来了。这使我想起了杜甫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也许能表达父亲当时的心情。
1979年5月13日，我们家从那个居住了二十一年的小山村返回了齐齐哈尔，结束了漫长的乡间苦难岁月。
4.再鼓锦瑟
错划“右派”得以改正，父亲恢复了工作，我们都随父亲返回了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时的父亲，已经五十岁，半生颠簸，剩下能够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回到齐齐哈尔，父亲恢复了原职原薪，也从内心里迸发出无限的热情。记得父亲在一首七律里表达自己的心情时写下这样一句“再鼓锦瑟五十弦”，这就是他当时想要工作的决心。
最初父亲在储蓄科当科长，领导几十人。当时有许多年轻人刚刚进入银行，业务上急需培训。行领导要物色一个人来给这群年轻人讲课，父亲毛遂自荐，主动请缨。领导担心他离开工作岗位那么久了，业务会生疏。但是几期培训下来，效果非常好，领导便放心了。父亲这时恨不得将自己一分为二，多多做事，弥补失去的那二十年。在培训期间，父亲把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有关储蓄业务方面的经验技巧毫无保留地传给了那些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还在业务上有许多创新，推动了储蓄业务的发展。在储蓄科当领导的时候，父亲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科里的同志，特别是年轻人特别关爱，以至后来人们背地里说父亲是“护犊子”的典型。曾经有一个青年问父亲，科长他们说你护犊子，那我们不都成犊子了？父亲说，犊子就是老牛的孩子，说你们是犊子也没什么不好的。那年轻人听后露出了笑容。
后来工商银行成立银行干部学校，后升级为金融学院，调父亲去学校工作。父亲又转到了教学岗位，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储蓄、会计等银行专业课。在三尺讲台上的耕耘，父亲仍然是全身心地投入，赢得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重新工作后，我们都感觉父亲焕发了青春。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右派”改正后父亲郑重地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母亲说算了，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入也罢。父亲说，那不行，这个党我是一定要入的。写了申请书之后，好长时间没有人找父亲谈话，父亲坐不住了，主动去找党委有关领导，质问人家，为什么不找他谈话，为什么对他要求入党的事不表示一下意见，弄得党委很是被动。后来父亲入党了，这件事仿佛又让我看到了当年那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说，我一定要入党，今后你们填表格的时候，就可以在父亲那栏填上中共党员了。我知道，父亲要入党绝不是单单为了这个，这是他的追求和信仰。
有一件事让父亲耿耿于怀，那就是他到退休时也没有晋升高级职称。他们说父亲有二十年的时间没有在工作岗位上，不符合晋升的条件。父亲说二十年没有工作又不是我个人的原因，“右派”已经改正了，这个怎么就不能改正？我知道，父亲想晋升高级职称，不单单是为了多挣几个钱，他是想得到认可和承认。这件事成为父亲一生的一个遗憾。
除了工作外，父亲一生喜欢舞文弄墨，尤其善写杂文。回城之后，父亲又开始了笔耕。他的文章主要是针砭时弊，以杂文居多。父亲看书时的那份专注，是我所没有见到过的，他能够沉浸在自己书中，任凭你们大吵大闹，都与他无关。父亲时常有作品发表，每次拿到发表的作品，父亲会高兴很久，那样子真的就像个孩子，那种满足是别人无法体会到的。每次拿到稿费，父亲会给自己的小外孙女买一盘锅包肉，祖孙俩吃的那叫一个香甜。
上海有一个著名的刊物叫《咬文嚼字》，父亲接触到这本小书之后爱不释手，就经常给这个刊物投稿，在上面发表了许多杂文。后来《咬文嚼字》出了一个精选本，共三百篇，其中收录了父亲三篇杂文。这三百篇可都是经过精心筛选的精品，很多都是大家的作品，许嘉璐亲自作序。看到自己的作品入选了三百篇，父亲很是激动。他自己购买了六套，给我们姐妹几个每人一套，说是给我们留个纪念，说他这一生没有什么财富给我们留下，这个就算他留给我们的纪念了（这是父亲后来得病时说的）。
5.晚年岁月
1989年父亲退休，进入了他的晚年岁月。刚刚退休时父亲自己调侃说他今后要过含饴弄孙的悠闲日子了，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悠闲地安度晚年。退休后，父亲每天早上还是早早的起来，去早市买菜。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父亲骑的那辆红色自行车，是三姐骑过的，给了父亲。我的家当时离父母家很近，站在我家的窗子前，能看到父亲骑车的身影。我当时想，父亲每天都骑车出去，那辆自行车已经骑了好多年，早已破旧不堪，想给他买辆新的，但这终究成为了一件憾事。
晚年生活中有母亲相伴，又有我们围绕着，倒也自在。但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父亲退休之前就查出患了糖尿病，坚持治疗了好多年，倒也控制住了。但是在2007年时又查出了肺癌。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让我们每一个亲人都感到心痛。我们没有向父亲说实话。当时我已经来了上海，父亲惦记我，带着病体，于2007年五一黄金周和母亲一起来上海看我。
在沪期间，除了游览了著名的景点外，还去了《咬文嚼字》编辑部与他神交已久的编辑们见了面，并聊了很久。也算了却了父亲的一个心愿。
2009年春节，我们几个在外地的姐妹都回齐，准备给父亲过八十大寿。其实父亲的生日是八月十七，父亲的病情已经在加重，我们主要是想陪父亲过个春节，也许是陪老人家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
那个春节，我见到的父亲，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雄风和霸气，真的进入了暮年。眼中流露的是那种让人怜惜的孩子般单纯又无助的神情，身体里已经没有了能量，靠着仅存的那点能量在支撑自己。看到我们都回来了，父亲由衷地高兴。但是那个时候的父亲，话不能多说，身体衰弱得很严重。腿是冰冷的，没有一点气力。我们几个不停地给他揉身体。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父亲还和我说，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写东西了，我听了心里有如刀绞。却也只得对父亲说，没事的，等你好了，有时间写。
记得离开家返沪的那天，我贴着父亲的脸对他说，你没事的，会好的。走到门口，我又返回来，再次依偎在父亲身边，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与父亲最后的绝别了，那是怎样的一种心痛，那是要失去至亲之人的痛。
父亲终于没有好起来，于2009年2月25日（农历二月初一）离开了他的亲人们。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赶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自从父亲离开后，我真的没有一天不想念他，总觉得他没有离开，他还在看着我们。但是我知道世上那个最疼我们最宠爱我们的人不在了……
慈祥的父亲一定是去了天堂。
2014年3月1日（农历二月初一）
附录：
悼 父 辞
惊悉老父辞世，大恸于心。乃父一生，浮于脑际。
少家贫，祖父早逝。弱冠之年，便掌家事。孝祖母，亲兄妹，结朋友。廿五之年，与母相识，结为伉俪。相伴一生，感情甚笃。
父年少气盛，恃才孤傲，但不谙政事，反右之时，划成右派。八千里路，携妻带女，去往乡间。文革之时，又遭批判。乡间十九载，苦难相伴。然有母亲相随，有吾等绕膝，父内心虽有压抑，亦能笑对苦难，不改心志。
一九七九，右派改正，父近五旬。闻此消息，涕泪交零。漫卷诗书，喜欲发狂。返故园，归故里，父青春焕发。重返岗位，再操刀笔，英才不减当年。时值老母病重，父为母操劳，为事业烦心，家国皆顾，从无怨言。当此之时，事业有成，天伦得享。
六十居家，妻子相伴，儿孙绕膝。专心致学，笔耕不辍。每有著作付梓，老父闻之，欣喜之状，如孩童一般。
人生暮年，病魔相缠。父与癌魔苦斗三载，终不能胜，于今之日，辞世而去。
呜呼！想老父一生，历八十载，育七子女。喜京剧，善杂文，能诗词。孝父母，爱子女，亲兄妹。虽历坎坷，风骨不变。今父辞去，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只不知再有疑难，复向何人请教？
呜呼痛哉！伏惟尚飨！
赵五痛书
2009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