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前的一个深夜，1点30分，我看完了《一句顶一万句》。
老实说，刚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它很啰嗦，随处可见的“不是什么什么，而是什么什么”句式，容易把人绕晕，可一旦深入那个语境，却又让人无法自拔。
这本书讲的是孤独。更准确来说，是和孤独的战斗。听上去和《百年孤独》有点像，但它的氛围是彻底中国化的。书里，卖豆腐的，贩驴的，杀猪的，剃头的……人群熙熙攘攘，乍看热闹非凡，但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和自己“说得上话”的人，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和别人“说不上话”而苦了一辈子。
这种苦，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体会过很多次。比如人生的阶段性学习，当我按部就班地上完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时，我清晰地发现，每一个阶段，都是从寻找“说得上话”的人开始，阶段的跨越，又得经历“说得上话”逐渐“说不上话”，重新寻找“说得上话”。而把这种苦具象化的，是大一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深夜，寝室里4人，大家彼此还不熟，各玩各的手机，死一般寂静，当时我遇到一些事，很想找人倾诉，却发现周围的人还不合适，回头找高中好朋友，却又发现聊不到一块……
这种苦不是别的，就是孤独。而这种孤独，中国比大多数国家都要鲜明。
西方文化中，神是普遍信仰，西方人相信自己可以和主进行交流，只要足够虔诚。所以书中在延津传教了大半辈子的意大利人老詹，即使到头来只有8个信徒，即使全延津的人、其他天主教会的人都不待见他，他也在心底认定自己能和主对话。但我们不一样，中国文化信的是人，人际交往是我们行走的根基，家庭，朋友，亲戚，领导，各种乱七八糟的圈子，包括由此衍生出来的地位和利益的不同，导致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使得我们能够说心里话的朋友并不多，反倒容易困在由此而生的孤独中。
正如书的序言中提到的：
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
为了和孤独战斗，书中人反复出走。在小说的上半部《出延津记》中，杨百顺因为和父亲说不来，从16岁起先后做过剃头、杀猪、种菜、挑水、扛活…到最后由于唯一“说得上话”的养女失踪后，为了寻找，走出延津；而在下半部《回延津记》里，杨百顺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说得上话”的人，走向延津。一出一走，跌宕百年，祖辈的孤独在孙辈身上完好无缺地继承下来，和孤独的战斗，在时间的荒原中没有尽头。
而今天，社交网络高度发达，我们已然不需要出走，QQ，微信，微博，手指一点，就能一头扎进热闹中，对话框一拉，人群就在眼前。可等到真正想要找人说心里话时，就会发现，茫茫比特海上，我们都是鲁滨逊漂流记，周围蔚蓝一片，唯独没有船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