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 林洛昊
刘向在其《战国策》中记载了晏子两次治理东阿的经历：第一次以民为本兢兢业业，却被齐景公责罚；第二次“改道易之”，巴结权贵，却得到了齐景公的表扬。两相对比，对齐景公偏信左右的讽刺与公正考察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从行政领域看，古代地方行政长官始终无法避免的难题是如何在造福百姓与逢迎巴结权贵之间取舍。在那个信息不流通、根本政治制度存在君主专制弊端的时代下，兢兢业业地为百姓谋福利与贿赂君主亲信以保持自己在君主眼中的形象似乎是一个难以兼顾的选择。面对这个问题，刘向无疑是在这篇短文中给了自己的答案：统治阶级必须要以民为本。刘向，作为一个西汉文学家，深受儒学影响，尽管他已经算作是从诸子百家中完善儒家经义的异类，但其政治主张还是涂抹着儒学思想的浓墨重彩——这便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说：“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下。”这与晏子第一次治理东阿反映出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刘向实际上是在褒扬晏子的同时谴责了与晏子相反的不顾民生、只玩弄手段逢迎权贵的官员，并且，他在文末也借齐景公亲自向晏子道歉这一举动，明确表明了他对行政领域中应秉持“民本”思想这一点的认同。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篇短文实际上还影射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真实、准确、公正地去考核一名官员的业绩。唐太宗曾经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齐景公不分青红皂白，对第一次以民为本治理东阿的晏子责罚相向的原因，就在于“偏信”。他只片面地听取了自己左右亲信的报告，而没有更全面更公正地通过多方调查或民意调查等方式去了解晏子的真实业绩从而做出公正的评价。这对汉朝及其后世的君主（领导人）与政府都有重要的警醒意义：必须要建立健全行政权力的监督与考察机制，客观准确地评价官员的施政效果与业绩，才能在官员中形成良好的行政风气，确立正确的政绩观。否则，一旦每个官员都像“晏子治东阿”中不顾人民温饱、只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奉承贿赂能为自己说好话的人那样，那么晏子这类的真正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人才的生存空间就会遭到不断压缩，国家的崩溃也就在所难免了。
综上所述，刘向在“晏子治东阿”中所体现的行政与考核理念，实际上都是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都在一定程度作为现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