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六月高考季了。满城系着绿丝带的送考车辆缓缓穿行,素雅的绿绸随风轻扬,托举起无数的青春理想。考场之外,是无数父母静默伫立的身影,世间最深沉的牵挂,都凝在这一场守候里。
触景生情,往事漫上心头。多年前女儿奔赴高考考场时,我也曾满心忐忑,早早订下考场周边的宾馆,只为避开路途奔波与市井喧嚣,让孩子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多几分从容安稳。天下父母心始终相通,岁岁年年,为学子护航、为前程守望的热忱,从未因岁月流转而减少分毫。
望着眼前奔赴考场的少年,思绪顺着盛夏长风穿越千年岁月。高考不止一场普通的升学考试,它承载着中华民族跨越千年对人才遴选、社会公平的执着求索,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中,普通人向上突围的希望之路。
早在规范化考试制度诞生之前,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开始艰难探索选贤任能的方式。夏、商、西周时期,世卿世禄制依靠血缘宗法牢牢锁住阶层上升通道,官职、封地、俸禄世代承袭,《礼记・礼运》所载“大人世及以为礼”,便是最真实的写照。天子、诸侯、卿大夫层层绑定的血缘网络,筑起密不透风的权力高墙,朝堂权位被贵族垄断,寻常庶民、底层百姓没有读书入仕的机会,终生困在既定的阶级之中。
彼时恪守“学在官府”的规制,诗书礼乐、典章律法尽数藏于官署,知识被上层阶级牢牢把持,阶层固化达到极致。《荀子・儒效》记载,周初分封七十一国,姬姓宗室便独占五十三席,足以证明血缘亲疏是上古选官唯一的衡量标准。周代虽有乡举贡士的尝试,能为下层贵族留出微薄的晋升空间,却终究无法撼动世袭制度的根基,寒门布衣依旧报国无门。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倒逼人才制度革新。固守门第的世卿世禄制逐渐松动,各国为富国强兵广揽贤才,养士之风盛行一时。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鸡鸣狗盗之辈亦能为国纾困;信陵君礼贤下士,广纳天下人才;平原君、春申君争相延揽豪杰,成就一段段乱世纳贤的佳话。
私人养士终究零散细碎,难以支撑大一统格局下的人才需求。秦国推行的客卿制度与军功授爵制,第一次从制度层面打破宗族与地域的束缚。商鞅、张仪、李斯等列国贤才远赴秦国施展抱负,李斯《谏逐客书》道尽唯才是举的时代大势。而二十等军功爵制,以战功封赏爵位田宅,底层将士可凭沙场搏命改换门庭,让布衣第一次拥有靠奋斗改写命运的制度化路径,也为秦国一统天下积蓄了充足的人才力量。
只是军功选材偏重勇武,难以培育治国理政的文臣。秦朝战事渐息,又以通晓律法、具备资产作为官吏选拔门槛,依旧将贫寒子弟挡在仕途之外。秦王朝国祚短暂,这套尚不成熟的选官模式匆匆落幕,却为后世制度革新留下了探索的经验。
汉承秦制,革除前朝弊病,以制度化方式开启大一统王朝规范选才的时代。公元前196年,汉高祖下求贤诏,首开朝廷面向天下招揽贤士的先河;汉文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辅以帝王策问考核,让寒门有才之士得以走入朝堂。至汉武帝时期,察举征辟制度正式确立,成为两汉四百年稳定的人才选拔体系。
征辟由朝廷直接征召名士、官府自主辟用僚属;察举则由地方官在乡里举荐品行、学识出众之人,经由考核授予官职,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科目,让民间贤才得以冲破身份壁垒。朝廷设立太学,由五经博士授课育人,择优直接授官,形成“育人—选才—任官”的完整闭环,打破了贵族对政坛的长期垄断,董仲舒、公孙弘等寒门士子相继登朝,造就汉代文风鼎盛、吏治清明的局面。
可再好的制度,日久也难免滋生弊病。察举制缺少统一客观的考核标准,人才取舍多依靠官员主观评判与乡闾名望,久而久之,徇私结党、权门把持选官的乱象愈演愈烈。东汉之后,地方豪强崛起,举荐权被世家大族掌控,便有了《抱朴子・审举》记录的汉末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缺乏统一标准的选拔,终究守不住社会公平,昔日良制慢慢走向崩坏。
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本意在收拢选官权力、公允品评人才,最终却在门阀势力的裹挟下变了味道。中正官多出身高门,选材重门第、轻才德,固化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阶层格局。数百年门阀专政让世人清醒,唯有建立一套公开、统一、可量化的标准化选拔制度,才能挣脱门第与人情的桎梏,科举制便在数百年的试错之后应运而生。
隋唐开创分科取士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壁垒,不问家世出身,只凭学识文章定高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寒窗苦读成了底层百姓最稳妥的上升路径。宋真宗笔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直白道尽科举对于普通家庭的意义。欧阳修、范仲淹皆起于布衣,依靠十年寒窗金榜题名,最终位极人臣、造福一方,良性的社会流动在科举制度下得以实现。
发展至明清,科举体系日趋完备,弥封、誊录、统一阅卷等防弊举措层层落地,最大限度隔绝人情干扰。据何炳棣对明代一万六千余名进士的统计,超过四成进士出自三代皆无官职的平民家庭,放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难得的公平创举。尽管后期八股取士束缚思想、行文僵化饱受争议,但制度坚守的公平内核从未动摇,《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悲喜,道尽科举时代读书人以知识突围的毕生期许。
晚清时局动荡,旧学已经无法适配实业、科技、军事救国的时代需求,八股选材的局限性彻底暴露。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重臣联名上奏,清廷下诏废止科举,这项延续一千三百年的选才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停废之后,新式学堂遍地开花,西学新知逐步普及,可旧的上升通道已然断裂,全新的全国统一选拔制度尚未成型,近代人才选拔陷入漫长的摸索期。
民国初年各大高校自主命题、单独招生,选拔标准杂乱无章。1938年国民政府首次推行全国统一招考,十二大考区同步命题、统一录取,近代标准化高考初见雏形,却因连年战乱仅维系三年便被迫中断。即便山河飘摇,国人崇文向学的初心并未改变,西南联大在烽火之中坚守育人使命,培育出大批科学与人文巨匠,乱世书桌守住的,是民族绵延不绝的文脉底气。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全国统一高考于1952年正式落地,彼时全国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化阶段,极低的毛入学率,却为新中国筛选出第一批栋梁之才。1966年起,统一高考中断十一年,群众推荐入学成为主要招生方式。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无数蹉跎半生的青年重新拿起书本奔赴考场。当年570万考生走进考场,仅录取27.3万人,录取率不足5%。稀缺的升学名额,让知识再度成为改写命运最公平的砝码,崇尚奋斗、尊重学识的社会风气重新回归。
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我国高等教育正式从精英化迈入大众化阶段。当年288万考生,160万人被高校录取,录取率升至5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5%。曾经的“天之骄子”走入寻常百姓家,大学不再是少数人独享的成长舞台。
时至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全年1335万名高考考生中,本专科合计录取近千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8%,每五位适龄青年中,就有三人可以走进大学校园接受高等教育。教育资源不断普惠均衡,既是时代发展的硕果,也是千年选材制度不断追求公平的最好印证。
时代不断变迁,青年的人生选择早已多元。从前一纸录取通知书,往往意味着安稳笃定的人生前路;如今学子们既要面对升学、就业的多重压力,也拥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人生方向。
自2014年新高考改革启动,文理分科成为过往,学生可以自主选科规划学业,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不断消解“唯分数论”的弊端。如今二十九省份全面落地新高考方案,命题从机械应试转向素养考查,引导学子从解题走向解决真实问题,因材施教、多元成才,让每一份天赋都能拥有绽放的机会。当然,走班教学、综合素质评价落地依旧面临现实难题,制度永远在不断打磨、持续完善的路上。
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高考这条路,萌芽于上古先贤的求索,成熟于隋唐科举的革新,历经千年风雨淬炼,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许与一代代青少年的梦想,越走越宽阔、越走越温暖。
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高考亦是如此。
考卷可以衡量学识高低,却无法定义人格优劣、预判人生成败,但不可否认,它是当下维系社会公平的基石,是平凡人依靠奋斗实现突围的底气,更是一个民族跨越千年,对公平、奋斗、希望永恒不变的坚守。
(2026年6月8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