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
很多时候，每当我们提到陶渊明，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隐士”，而在这里，我们就从他的最后一段为官经历开始说起。
陶渊明在多次辞官为官的经历之后，在彭泽开启了他的一生中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事实上，最终的结论也为人熟知，陶渊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理由写下辞职信，就此归隐。陶渊明的形象也从单一的政治家变成了一个立体的人。有人说，陶渊明因无能而逃避，但“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的陶渊明真的需要用一种看起来矫揉做作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高么？其实不然，从江州祭酒到彭泽县令的为官经历就能看出，陶渊明已经在用行动宣告，“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才是他真正憧憬的生活状态。
如果我们要说陶渊明辞官的原因的话，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中就能略窥一二。他不愿意为了蝇头小利而放弃他作为一位文人的尊严。正是因为这种尊严，才会有多次为官最后弃官，以至于在人生的最后归隐田园。
我们讨论诸如文人辞官的话题的时候，我们总会在思维定式之下给他们扣上能力不足的帽子，但在陶渊明这里，我们是不是抛掉我们过往所默认的想法，用一种全新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呢。其实，陶渊明有大济苍生的豪情，有为国为民的情怀，也并不缺少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但当他真的带上乌纱帽，却感受到了他的性格并不能适应那样的一个尔虞我诈的社会，他以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为理由，就此退隐田园。
与其说这是陶渊明的懦弱，却不如说这是他的处世哲学与智慧吧。
再说陶渊明的退隐，而这也是陶渊明饱受诟病的一点，有些人觉得，陶渊明为了自己的所谓的理想，使妻儿的生活变得窘迫，是一种自私。他们认为，陶渊明应该委屈自己，哪怕是为了妻子儿女也要继续为官。但这真的应该成为我们的道德观么？
前段时间，在网络上有一个反响很热烈，讨论很长时间时至今日也没有答案的问题：“一辆火车失控，不能刹车，有两条铁轨，一条上有一个人，另一条上有五个人，火车开在有五个人的那条轨道，如果你是驾驶员，你会开到只有一个人的轨道上么？”，我想这个问题同样可以适用于陶渊明与他的妻子儿女。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陶渊明去奉献，让他的妻子儿女获得幸福呢？王守仁说“天理即人欲”，随心而动，随意而发，陶渊明选择归隐追求自己的人欲，又有什么错呢？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陶渊明选择了独善其身的道路，他的妻子也没有选择能兼济天下的富贾，这本身也能证明他们的志趣相投吧。
我们之所以会觉得陶渊明是消极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站在了我们预设的价值观上去审视陶渊明。我们用唯物主义去审视陶渊明的唯心主义，就自然而然的得到了在政治观点作为背书的结论。我始终认为，文学应该是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如果我们一直以来都用带着阶级色彩的有色眼镜去审视陶渊明，本来丰满的陶渊明则又变回了扁平二维的消极避世者。
下面，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观察他吧。
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陶渊明辞官归隐，从一位不得志的政治家变成“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呢？而追求幸福是不是恰恰就是积极的呢？
看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说，现在中国有许多年轻人沉迷游戏，但也从游戏中获得了许多快乐，是在追求幸福，难道能说他们是积极的么？事实上，他们追求幸福没有错，在追求幸福这件事上，他们的确是积极的，但他们追求幸福的方式是消极的啊。相反，陶渊明选择追求幸福的方式是辞官种田，读书作诗，饮酒寻欢，难道这是消极的行径么？还是我们深陷传统价值观的迷潭——认为“好男儿”一定要“志在四方”，读书人一定要“学而优则仕”，男人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尊严，全心全意供养家人。
只有跳出桎梏，才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陶渊明用身体力行证明了这一点，可时至今日，我们却还在封建思想中不能自拔。陶渊明已经远去，他的灵魂依然在神州大地上飘荡，或许不受理解，但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需要打破牢笼，冲向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