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昼《新论》白话文
原文如下：
《刘子·随时》
时有淳浇，俗有华茂，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体齐也。故无为以化，三皇之时；法术以御，七雄之世；德义以柔，中国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贵随时，《礼》尚从俗，适时而行也。
霜风惨烈，周弃不艺禾，炎气赫曦，曹明不制裘，知时不可也；贸章甫者，不造闽越，炫赤舄者，不入跣夷，知俗不宜也。故救饿者以圆寸之珠，不如与之橡斗；贻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与之短绠。非橡绠之贵，而珠玉之贱，然而美不敌者，各在其所急也。方于饥溺之时，珠玉宁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河失船，一瓠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然也。
昔秦攻粱，惠王谓孟轲曰：“先生不远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御乎？”孟轲对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伤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悦。夫粱所宝者，国也；今使去梁，非不能去乜，非今日之所宜行也。故其言虽仁义，非惠王所须也，亦何异救饿而与之珠，拯溺而投之玉乎？秦孝公问商鞅治秦之术，鞅对以变法峻刑。行之三年，人富兵强，国以大治，威服诸侯。以孟轲之仁义，论太王之去邠，而不合于世用；以商君之浅薄，行刻削之苛法，而反以成治。非仁义之不可行，而刻削之为美，由干淳浇异迹，则政教宜殊，当合纵之代，而仁义未可全行也。
故明镜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盖卮；玉笄所以饰首，而秃妪以之挂杙。非镜笄之不美，无用于彼也。庖丁解牛，适俗所倾；朱泙屠龙，无所用功。苛乖世务，虽有妙术，归于无用。
故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国，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礼，随俗宜也。墨子俭啬，而非乐者，往见荆王，衣锦吹笙；非苟违性，随时好也。鲁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修墨而残，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哙为义而灭。夫削残亡灭，暴乱之所招，而此以仁义儒墨而遇之，非仁义儒墨之不行，行非于时之所致也。
浅析：
《随时》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风俗各有特色，不可一概而论，也无法用同一方法去治理。因此，三皇之时，无为而治，顺应自然；七雄之世，法治为重，中国心德，以德治国，以义服人；四夷之地，以威服人，强调法制。《易经》讲究顺应时势，《礼记》则倡导尊重民俗，适时而行。
在霜风惨烈的季节，周弃不播种禾苗；在炎气赫曦的时节，曹明不制裘。这是因为懂得顺应时节，避免不适。同样，购买布料时，不会在闽越地区购买章甫，穿着礼服时，不会在赤脚的夷人面前炫耀赤舄。这是因为知道习俗和地域差异。因此，在饥荒时期，给饿者一颗珍珠，不如给他一把橡斗；在溺水时，给溺者一块宝玉，不如给他一根短绳。并非橡斗和短绳更贵重，而是在紧急情况下，珠玉无法救人。当处于饥荒和溺水的时刻，珠玉怎么能拯救生命呢？所以，在中河失船的情况下，一个葫芦的价值胜过千金，价值高低取决于时势。
从前，秦国攻打梁国时，梁惠王向孟子请教：“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敝国，现在秦国攻打梁国，先生有什么建议来抵御敌人吗？”孟子回答：“过去太王居住在邠地时，狄人曾进攻他们，太王献上玉帛，但狄人并未满足。太王不愿伤害百姓，于是离开邠地，迁往岐山。如今大王为何不放弃梁国呢？”梁惠王听后不高兴。梁国的珍宝是其国，现在让梁国放弃，并非无法做到，但这并不是当下适宜的做法。所以孟子的建议虽然充满仁义，却不是梁惠王所需要的，这与给饥者珍珠、救溺者玉石有何不同呢？秦孝公询问商鞅治理秦国的方法，商鞅回答要进行变法，加强法制。实行变法三年后，人民富足，兵力强大，国家得以大治，威服诸侯。然而，孟子以仁义治国，讲述太王离开邠地的故事，却不被世人所接受；而商鞅以浅薄的法制实施严格的苛刻法律，却反而成就了治理。并非仁义不能实施，而是严苛的法制被认为更加完美。这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风俗，治理方法应当有所不同。在战国时期，仁义并不能完全实施。
所以，明镜是用来照见容貌的，但对于盲人来说，它只是一件毫无用处的物品；玉簪是用来装饰头发的，但对于秃头的老太太来说，它只能被挂在腰带上。并非镜子和簪子不美，而是因为它们不适合那些特定的人。庖丁解牛，顺应世俗，技艺高超；朱泙屠龙，却没有用武之地。如果背离社会实际需求，即使有高超的技艺，也会变得毫无用处。
所以，老子到了西戎，学习当地的语言；大禹来到裸国，欣然地脱下了衣服。这并非要忘记礼仪，而是要顺应当地的风俗。墨子生活节俭，但他在拜访荆王时，却穿着华丽的衣服吹着笙；这并非要违背自己的本性，而是要顺应时下的喜好。鲁哀公喜欢儒服，却削弱了鲁国；代国的国君遵循墨家教义，却导致代国衰败；徐偃王推行仁爱，却导致徐国灭亡；燕哙为了正义，却导致燕国覆灭。削弱、衰败、灭亡，这些都是暴乱导致的后果，而这些人却因为崇尚仁义、儒墨之道而遭遇了这些困境，这并非因为仁义、儒墨之道无法实施，而是因其在错误的时机采用了其中不合时宜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