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开国之初，国力衰弱，百业凋零。《资治通鉴》描述当时的状况，甚至连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同样颜色的马，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刘邦出身平民阶层，深知秦因暴政而亡的前车之鉴，深感夺取天下的不易与百姓生活的艰难，所以格外注意用温和的方式统治国家。儒生陆贾建议他实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刘邦认为很好，并付诸实践。在秦赋税制度基础上，采取了轻徭薄赋政策，将税率定为十五分之一。与之前秦王朝的横征暴敛相比，这种措施无疑深得人心，也促进了农业生产。

匈奴自秦以来就是中国北方的严重边患，为了保证人民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汉高祖采用“和亲”策略，以屈辱换和平，出嫁公主，赠送丝绸、粮食等物品，与匈奴冒顿单于约为兄弟，以缓解其袭扰，汉、匈之间的关系暂时出现了和平，从而给中原人民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产环境。

由于以上措施和政策的施行，汉初的农业生产大大发展，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

到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继续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整个社会“衣食滋殖”。

西汉文帝、景帝相继即位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政治稳定，经济上始终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出现了封建社会第一次“盛世”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是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为薄姬。前196年，刘邦平定陈豨叛乱后，被封为代（今山西平遥县西北）王。前180年闰9月，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因为刘恒仁孝，被拥立为帝，是为文帝。从此，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文景盛世时代。

汉文帝即位后，继续以“黄老之学”为治国思想，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目的就是鼓励农业发展，减轻人民负担。使凋敝的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如前178年和前168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汉初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此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前167年，又宣布全部免去老百姓的田租，算赋也由过去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也由一年一服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仅十余钱至数十钱。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国有山林川泽，允许人民渔猎采樵，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在全国废除了关卡制度，使商品能够在更大范围物畅其流，富商大贾周游天下，加强了各地区间的经济往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得文帝时期的社会财富积蓄很快，户口也增加很快，呈现出家给人足、国家富裕的喜人景象。

对于苛刻的秦律，他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废除连坐法，又将黥、劓、刖等几种酷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代替。秦法规定，只要犯罪，就没有刑期，得终身服劳役。文帝则重新制定了法律，根据情节轻重，规定服役期限；罪轻的甚至可免为庶人。正是文帝政务宽厚，“禁网疏阔”，每年天下断重罪者仅400人，人民也都自谨守法，社会秩序相当和谐宽松。

而且，文帝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也以怀柔为主，不轻启战衅，以免生灵涂炭。吕后时，南越王赵佗因不满诸吕乱政，一度脱离中央自立为帝，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把赵佗在真定的祖坟修葺一新，对赵氏家族施以厚恩，并派陆贾二度出使南越，晓以利害，最终说服赵佗去帝号，归附了中央。对于北边的匈奴，继续采取和亲定边之策，厚贿匈奴；另一方面，又采取积极防御政策，“募民徙塞下”（晁错建议），把一些奴婢、罪人和平民迁徙到边塞屯戍，编以什伍，亦农亦兵。开后世屯田之先河。它既起到了巩固国防的目的，也促进了边境的开发。虽然匈奴屡次背约犯边，但文帝基本上以守为主，除前177年5月，匈奴右贤王又至上郡杀掠吏民，抢掠牲畜，文帝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派丞相灌婴率8万轻骑逐匈奴于塞外，这是文帝时期唯一的一次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全胜。以汉当时的国力，要和匈奴一战，胜负也未可知，但文帝怕烦扰百姓，只诏令边郡严饬武备而已，他甚至亲自出巡边境军营，检阅军队，却不轻言兴兵。

然而，文帝针对匈奴的战争步伐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了对付匈奴骑兵，文帝不但鼓励民间养马，“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国家也在西北边境设立了36个牧马场，从事牧养的军卒达3万之众，为的就是实现有朝一日不战则已、一战必亡匈奴的宏图大志。这些措施，不但当时对防备匈奴大规模的入侵起到了警示作用，也为后来武帝大规模北击匈奴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