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烺光先生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最初写于1953年，并在1970年和1981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修订。这几个时间点对于阅读和理解本书至关重要，因为许先生生前很难预料到在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否则他也就不会写下“为什么中国没能实现工业化”的标题。书中在分析其原因时写道：
“中国工业化的失败应更多地归咎于相互依赖的文化模式。由于重视相互间的依赖，中国人眷恋故土，少有开疆拓土一类的冒险。中国人一方面缺少资本来源，另一方面又不愿投资于商业风险，这实际上是中国人对物质世界缺乏进取心的表现。”
这些分析无疑与今日中国之现实相差甚远。许先生倘若重生，必定会诧异于如今之国人对物质世界的痴迷和精神世界的贫乏。唐德刚先生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喻为“历史三峡”，对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忽视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大缺憾，尽管期待身为人类学家的作者成为未来的预言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奢望。
许先生在本书中用客观的笔触，细致地描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静态风俗画，其中的许多元素将在今后的很多年继续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这幅画仿佛镶嵌在年代久远的旧画框里，供人们凭吊、怀旧与感伤。一位德国外交官在谈到和中国人的交往时说：“如果你担心无法被中国人接受，只需要记住两点：尊重他们的祖先，尊重他们的故乡，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祖先、故乡、自己在某种状态下是一体的。”
这种源于农业社会的文化传统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灵魂深处。但毋庸置疑的是，1980年代以来生产方式的巨大改变前所未有地对传统社会造成了冲击，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并存于华夏大地上。目前中国人（特别是发达城市）的许多观念、价值观大踏步地趋近美国人，书中描写的两者之间的差异在飞速地消失。为什么那些我们曾经认为根深蒂固，甚至盛行几千年的文化基因在短短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这恐怕是新一代人类学家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
本书最触动我之处是许先生关于“边缘人”的叙述。“ 人类学家必须自觉培养起作为边缘人……才能真正认识他所研究的对象。因为即使本族文化的优越感不会介入他的研究，人类学家深植于心的文化偏见仍会影响他对观察对象的选择和理解。 ”对于身处传统与现代变迁之中的中国人来说，何尝不都是文化上的边缘人？我们远离了故土，我们热情地拥抱大洋彼岸的所谓“先进文明”。可是华灯初上，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我们无法遏制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浓烈乡愁！这大概是作为冷静学者的许烺光先生写作此书的心境吧。
本文为《新京报书评周刊》审读会书评
2017.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