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关于历史人物特写的结集。作者运用娴熟的文学创作技巧、流畅隽永的笔法以及丰富的叙事形式，生动刻画了十四个精彩的历史瞬间。作为一部具有鲜明风格和艺术特色的文学作品，甫一出版，便获得成功，发行量的攀升昭示着读者群体的不断扩大。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些历史瞬间作为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的波纹，在阳光照射下反衬出夺目的光芒，却终究只能以碎片的形式来映衬历史的曲折和戏剧性。虽然这些波纹不能影响整条河流的走向，整条河流却正是由这些细小的波纹以及更多不为人所知的暗涌汇聚而成。
本书的译者舒昌善在本书的译者后记里曾对本书的思想内涵做了精炼的概括，他提出本书起到了“反思历史”作用，这些历史瞬间“看似关键时刻的偶然因素却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人们不禁要问，历史究竟是无数的“偶然性”决定还是由唯一的“必然性”决定？”看似玄奥的问题，我觉得早有结论。
我们先来回顾下书中提到的一个精彩历史瞬间，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做一些合理的假设。公元三九五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即古希腊人移民的城市拜占庭为首都。到十五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的绝大部分的领土被兴起的奥斯曼帝国占领，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虽然有坚固的堡垒守护，但四面受困。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穆德二世于1453年发起对拜占庭的总攻，守城将士凭借精心建造的雄伟城墙殊死抵抗，延缓了奥斯曼军队的侵略企图，但城池失守却源自一座疏忽未关闭的小城门，大批奥斯曼军队由此涌入，迅速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灭亡了存在将近一千年的东罗马帝国，改变了世界历史。看似一个偶然机会，被几名奥斯曼人发现并利用，决定了战争双方的胜负。但，真是这样吗？我们分析下当时的环境以及双方实力对比：拜占庭方面，长期遭受十字军的掠夺本身已元气大伤，以罗马教皇为象征的西方教派以和解为名的帮助本身是杯水车薪（最后还背弃了信誉与诺言），天然的地理优势被苏丹以卓越的天才设想以及勇气化解；再看奥斯曼帝国这边，苏丹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财力以及必胜的意志，煽动性和对将士攫取攻城战利品的放纵极大鼓舞了军队的斗志。在这种不对等的实力、气势对比下，城池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因疏忽未关闭小城门只是加速了帝国的灭亡，为整个历史事件添一个戏剧化的注脚而已。这种偶然性决定不了东罗马帝国的生死，也影响不了奥斯曼帝国壮大的必然趋势。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社会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们探究历史的必然走向，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标准，是看合不合当时的民意。这个当时，就是基于所处时代的要求。而民意，是特定区域、环境内所有个体的意愿综合作用的表达。民意不单独指你意、我意、他意，也不是简单地归纳为多数人意志，而是基于不同政治和经济地位、文化标准下意志理念的合力。另外，民意的存在有它的时间和空间范畴，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意才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在本书中，《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描绘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一战结束后，身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提出基于“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原则”，最重要的要点是“为了大小国家都能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家联盟”，看似很高大上，符合了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保障每个国家自主、独立发展的最崇高的愿望，利用一战结束多国会谈的契机来推行和平的政治主张，从而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和谐这一伟大的事业。但真实的历史却是，战胜国为了追求战争利益，拒绝了威尔逊总统的设想，美国国会因其违背了国策原则中的“门罗主义”拒绝加入联盟，众多媒体——足以引导和影响民众情绪的宣传武器——对其指责、谩骂，最终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变成一种对战败国的掠夺以及对弱势国家的欺凌，变相地加剧了欧洲某些国家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为二战爆发埋下了种子。从这个历史事件看，虽然威尔逊总统本意和出发点是“好”的，但它并不反映受国家机器控制的民意，更关键的是，当时各方在势力对比下要求瓜分利益、重新制定经济秩序、规则，因此威尔逊的设想并不符合时代要求。现在看来，这种要求一方面是军事力量的均衡和震慑，另一方面则是人类文明水平的高度发展以及各地区经济的协同发展相互依赖。忽视这些时代特征，单纯地提“世界和平”，无疑是海市蜃楼。
从哲学角度看，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有机统一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中蕴含必然性。虽然偶然性决定不了历史的进程，但却极大丰富了历史本身，这些偶然的瞬间“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逝的黑夜。”正是这些瞬间，亨德尔创作的《弥塞亚》能清晰地在我们耳边回响；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战败被我们追忆——一代枭雄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列宁搭乘了那趟《封闭的列车》从而指挥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我们回溯这些历史瞬间，或惊叹或惋惜，从中感悟出一些“防患于未然”的历史经验，这也是这部闻名遐迩的文艺作品带给我们的另一种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