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民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儒家对超越价值的追求达到了高峰。与宋不同的是，同样“空谈误国”的两个朝代，明最后导致直接覆灭的却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这在一定意义上正应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儒家经典。

明推翻后，农民起义军可能是想效仿明太祖朱元璋一样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不想，被原建州女真部的后金，也就是后来改国号的清，最终赢得华夏大地的统治权。

宋的灭亡，是惨烈的。而明的灭亡，却是开始了长期且激烈的抗清斗争。清也不遑多让，进行了严厉的打击镇压反清组织。虽说清朝专制统治及国力都达到了一个顶峰，但不得不说，清朝在建立初于国家统一上就存在问题。

除却武装上各种抗清斗争，明清之际思想上激起反思思潮。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萌芽，虽说闭关锁国，但越来越多的与外界的接触。中国的封建思想开始慢慢打破，其中富于启蒙思想色彩的首推黄宗羲。

黄宗羲父亲是明末的东林党人，被“阉党”所害。明亡前，入都讼冤，报了父仇。明亡后，又积极招募义兵，进行抗清活动。失败后，隐居著书。

《明夷待访录》便是他总结明亡教训角度而写的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政治体制的名著。

首先，分析了君主的产生。秦前儒家也有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像是孟子和荀子。黄宗羲基本也是延承儒家的道德起源，“使天下受其利”。以此说明了君主和天下的关系，“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以君为主，以天下为私家产业，压迫剥削天下的百姓，得“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

进一步明确君臣的关系。虽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更重要的必须服从于治理天下、服务天下一事。要求君臣之间互相配合，提出君臣名异实同的平等观。

针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危害，黄宗羲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在现代人看来这种法制高于人治的思想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然在当时社会实在是一件挑战权威，少数以对多数的难得。

具体操作主要是提出以学校为核心的类似议会的制度。结构上，有点像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央设“太学”，中央到地方层层设置学校，学官由各级公众会议推举。其职能有讲课，评判朝政得失的作用。

对于科举制也提出批评，提出拓宽取士途径、增加荐举比重、从实际工作选拔等为防止人才流失和看重实际专业人才的措施。对于中国长期的重农抑商国策，明确主张“工商皆本”。

从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挑战传统等级思想，再到具体的理想社会的构想。民主，平等，议会，务实。极具现实意义的《明夷待访录》就这样被清列为禁书。

黄宗羲为士族子弟出身，学识渊博。父死，师从刘宗周。总的来说，黄宗羲的哲学为心学一系。在对心学的继承和社会的转变上，表现了心学与气学的合流。

对心学的继承，提出“盈天地皆心”一说。肯定“心即理”，表现的是一个价值与意义的世界，故“心外无物”。又言气，说“盈天地间皆气”。理与气为二名，确是一物二名，理依于气而行，“气外无理”。

为纠正心学一味玩弄心性，舍工夫而谈本体的弊端，黄宗羲提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强调变化，强调工夫。其天道观，表现为即气即理，即流行即主宰的思想。

黄宗羲是著名的史学家。亲编《明儒学案》，主持编著《宋元学案》。表现为黄宗羲的学术史观概括为“一本而万殊”。“一本”指儒家客观而本然的精神，“万殊”，指儒家各学的“功力所至”。一本必然因人而表现为万殊，一本与万殊相互规定与相互渗透。

在《明儒学案》的编撰时，他广泛搜集资料。在此基础，“取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知人论世，思想分析和历史考证相结合。尊重史实，从思想家的实际出发，准确概括各家的思想特征。

“学问”之为学问，就在于创见。黄宗羲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推崇创新与辨析源流。表现为依学术个性、创见把握思想家的关节点，以及对思想源流与学术脉络的重视与清理。

黄宗羲的史学观，开启浙东史学，真正达“六经皆史”。浙东史学，以章学诚为代表。言经与史之区别在“以事言之”还是“以道言之”。强调史事与政典，以道不离事，以纠正宋儒在事外觅道的流弊。

以黄宗羲开始，出现的一批反思明亡教训的思想家。表现的恰恰是我理解一种哲学的定义，反思的学问。社会存在一般认为，决定了社会意识。但很多时候，社会意识总是先于社会存在的。可能泯灭于历史，也可能在某一天，照亮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