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母也定居福清，她生育了两个儿子，期间还不幸流产过一个，具体缘由已无从知晓。后来，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儿，这女孩小时候患有佝偻病，直到七八岁才艰难地学会走路。病愈之后，她便开始帮着家里操持农活。伯伯的脾气十分暴躁，发起火来，那脸涨得像熟透的番茄，嘴里滔滔不绝地骂着，唾沫星子四处飞溅。
那个酷热难耐的夏天，金黄的麦子熟透了。堂哥“伟伟”，他是大伯的大儿子，也是家族里最大的孙子。彼时，他刚和女朋友分了手，工作上也诸事不顺，相亲更是屡屡受挫。他满心烦闷，整个人变得慵懒起来。大伯让他去割麦子，他却嫌天气酷热，死活不愿意去。大伯见状，对他冷嘲热讽，还恶语相向。骂完之后，大伯的气消了，便和伯母出门干农活去了。
堂哥独自留在屋里，目光落在房间角落里那瓶大伯准备第二天打虫用的农药上。这瓶农药，成了他解脱痛苦的最后出口。他心一横，一股脑儿地把农药全喝了下去。
等到下午大伯和伯母回来，一切都已太晚。这件事如同一团浓重的阴云，笼罩了整个家庭。大伯整日茶饭不思，对家中事务也不管不顾。伯母和他开始频繁争吵，最终分居。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每个人都自顾不暇，仿佛被狂风肆虐过的稻田，东倒西歪，再也直不起腰来。
那时正值暑假，我在姑姑家帮忙收谷子。姑姑家离我们村骑摩托车大约需要一小时。她家房子宽敞，有好几间屋子，而奶奶家只有一张床，我从小就跟爷爷奶奶挤在角落睡觉。在姑姑家，我和表姐一起睡，空间宽敞了许多。即便第二天要干农活，有表姐们相伴，我也觉得逍遥自在。
然而，小姨妈不知从何处得知家中发生的大事，知道我在姑姑家后，便自作主张把我带到了福清。后来我问姨妈为何这样做，她告诉我：“奶奶抚养不了你了，她想把你卖掉。要是真要卖，就卖给姨妈吧。”姨妈的这句话，如同一块石子投入深井，许久之后才传来回响。我并未心生怨恨，奶奶带我赶集、在村口喊我吃饭的那些温暖瞬间，我都铭记在心。家中实在太过贫穷，就像一口日渐干涸的水井，再也舀不出一瓢完整的甘泉。倘若一定要被卖掉，卖给姨妈，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命运常常不由人选择，但有时候，它把你推向的地方，恰好有一双手在等着接住你。我已记不清自己是何时开始开口叫“妈”的。只记得那次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巴，车子驶过一排排灯红酒绿的街景，我在车里吐得昏天黑地。难受至极时，透过车窗往外看，外面既有高楼大厦，也有矮平房，和农村有些相似，但马路格外漫长，街道异常宽阔，比我们那里发达得多。
刚到福清时，姨妈带我去了超市、商场，还逛了地下室，给我买了不少衣服。白天，他们都要上班，姨妈的女儿早已出嫁生子，只有儿子还单身。他们把我独自锁在房间里，我百无聊赖地坐在床边看电视。到了中午，姨妈会从厂里匆匆赶回来，给我带一份简单的饭菜。那时暑假还未结束，我马上要读三年级了，大概八岁。被关在房间的日子不过两个月，倒也不算太难熬。
可城市虽大，我却感觉自己更像笼中的鸟儿。在村子里，我能满山遍野地奔跑，能和小伙伴一起偷枇杷，能在芭蕉叶上睡午觉。那些日子虽然贫穷，但天地广阔，风也自由。而在这里，窗外有高楼、有车流、有霓虹，却都与我无关。我只能隔着玻璃张望，宛如一个被装在透明盒子里的标本。我的翅膀并未折断，却仿佛忘记了如何飞翔。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老妈不敢再把我关在家里。那天我在房间看电视，地上放着一盆水，水里插着热得快（一种烧水的器具）。不知过了多久，水烧干了，热得快发出吱吱的响声，好似某种危险的预警。我留意到了，并未慌乱，接了一盆水倒进去，又果断地拔了插头。妈妈下班回来，我把事情告诉了她，她却认为：“肯定是你想看电视，把插头插错了。”不过，她也表扬我聪明。
如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倘若我没有及时发现，倘若我没有想到拔插头，倘若……那个被锁在房间里的八岁女孩，可能就永远留在了那个夏天。至于那热得快究竟是怎样插上的，这一真正的真相，如同深藏在迷雾中的谜团，始终难以解开。也许是我不小心碰到的，也许是时间太久热得快自己出了故障，也许，只是命运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
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把我一个人关在家里了。哥哥，也就是姨妈的儿子，我唤他哥哥。那时他大概二十三岁，尚未结婚。他话不多，但对我还算和气。在那个陌生的家里，他是我可以亲近的人之一。姐姐大约二十八岁，已经结婚生子，住在长乐，我偶尔才能见到她。她有稳定的工作，和老公住在宿舍。
我开始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渐渐学会叫“妈”，也慢慢在这个新家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像一株被移栽的植物，最初总会萎靡几天，但只要能扎下根，总能顽强地存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