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略一览

疯癫史

疯癫：社会中个体之间的一种分配方式，一种具有其标准，礼仪或惩罚的排斥手段

失业者、贫困老人等等和心智病人一起被社会识别、强制、惩罚和医治

人们如何识别疯子的？：通过警局、法律、习俗等进行调查，而不是通过理论；通过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而不是思想和逻辑的视角来看待

这种分析视角被应用于其他更有系统性的思想形式：《临床医学的诞生》

临床医学

服从于机构/经济/社会+服从于科学进步

思想史关心认识和技术的集合，也就是知识，因此区分于舆论和科学

词与物

定位知识家族+捕捉它们的转变过程以比较多种连续知识的形式

普通语法、博物史和财产分析

总之，将思想史纳入体系研究，分析同时发生的思想转变的默契度、层级和由此产生的新事物

《精神病和精神失常。古典时代疯狂史》

一、前言（1972年再版时删去）

精神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监禁。监禁是至高理性的活动，是在非精神病的毫不留情的帮助下的。这种理性对疯癫的拒斥是一种驱魔。

福柯在历史中寻找驱魔发生的时刻。他要探索精神病，这一未分化的经验、“令人头痛的领域”在历史中的位置。

- 他要从其发展曲线起源来开始，对这“另一种表达方式”进行描述。这种描述方法把理性和精神病都弃之不顾。在“关于精神病的经验”被知识和科学话语俘虏之前找到它，让它用“这些从语言下面而来的，不以交谈为目的的词语和文本自己对自己说。”

- 福柯提出“放弃对终极真实的依靠”，也就是已经确立的观念。“一旦划分精神病的举动在重新恢复的清醒中完成，那这种划分就不是一门已被确立的科学，而是一个建构成分。”

- - 这种建构（医学的种种范畴）把疯子和有理智的人隔离开来：“他们不再有共同语言：作为精神病的疯病的形成，在十八世纪末可以作为中止对话的证明，它导致已经造成的分离，它把所有这些未说完的话归于遗忘，这些话并无句法，结结巴巴，癫狂和理性正是在讲这些话时进行交流。精神病学的语言是理性有关癫狂的自白，它只有在对方的沉默中建立。”

- “我并不打算研究这种语言的历史，而是要研究这种沉默的考古学。”

福柯对整个西方文化进行了考察。他发现，理性和精神失常的关系为西方文化构建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维度”。

- “欧洲人从中世纪开始就已经接触到他们含混地称为精神病、精神错乱、精神失常的东西。”

福柯想把我们引向这个维度（这些构成我们文化基底的划分），“涉及某种文化的界限而不是统一性的领域。”我们应该“写一部界限的历史——有关那些含意模糊、一经完成即被遗忘的举动，一种文化借助它们摈弃某种对它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个空缺，这个它借以自我孤立的空白，又依据其价值指定它……依据其有限经验探究一种文化，就是在历史的边缘，在作为历史诞生的分裂上面对文化进行探究”。

- 在这里，福柯承袭了尼采（“在尼采伟大研究指导下”233333）。尼采：“西方世界历史由之形成的悲剧结构不是别的，是对悲剧的否定，遗忘和对悲剧的无声抛弃。”但是，“还有很多经验”徘徊在着中心经验周围，每一种经验都在我们文化的边界上画出“一条同时意味着某种原始划分的界限”。福柯就是要研究这些徘徊在界限上的经验。

- 福柯举了两个例子

-- “对梦的绝对划分，人们情不自禁地梦固有的真实性——不论是命运的，还是心灵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是，人只能在基本拒绝之外进行探寻，因为这种拒绝构成划分本身，并把它推至可笑的梦谵之中。”

-- “历史，不仅仅是人种学的历史，也是性禁忌的历史：在我们的文化本身，谈论不断变化、坚持压制的形式，不是为了写道德或顺从的编年史，而是为了澄清作为西方世界界限和道德起源的幸福世界和欲望世界的悲剧性划分。”

二、正文关键观点总结

文艺复兴时期：分裂

精神病具有两种形式。一是撒旦胜利似的，博斯、勃鲁盖尔或丢勒的绘画那样，令人焦虑生畏，和罪恶和黑暗为伍（悲剧色彩）。二是伊斯拉莫的《愚神颂》那样的，理性曾与之对话，但它现在已被隔离，人们提及它只是为了借其批判力量对抗人类的幻觉和奢望（被人文主义者的嘲讽驯服）。

分成了两条路：一条是批评意识，要通向医学；一条是悲剧形象，要保持沉默（但又出现在戈雅、梵高、尼采和安托南·阿尔托的作品中）。

17世纪：“古典事件”

精神病受到排斥和清除。一方面，被至高理性所摒弃（“但是，怎么啦，那是一些疯子”笛卡尔《沉思录》第一卷），归于沉默；另一方面，在经济、政治、伦理和宗教（穷人、乞丐、性病患者、同性恋者……）的动机帮助下，被监禁在精神病院内（“大监禁”）。“也许这里就是几个世纪以来精神失常和犯罪的亲缘关系产生的地方，精神错乱在今天代表着一种命运，医生发现它是一种自虐然的真理。”

从精神病过渡到精神失常：从精神病具有自身特点过渡到精神病被混在那些应予以“教训”的人中一起囚禁——为了惩罚，而不是医治。

积极作用：

- 建构经验领域：由于“大监禁”在“独一领域中比较以前的诸多文化没有发现任何相似性的人物和价值”，它同样“建构了一个经验领域”；“在积累这种经验时，它把这些人物和价值不知不觉地推向精神病，那也是我们的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二者痘印依据纳入精神错乱的范畴而引入注目。”

- 所以精神失常被粗暴地纳入一个社会世界中，并在其中显现：精神失常实在社会实在的范围里被感知（定位、识别）的。从17世纪起，它不再危及人类事物和人类语言、理性和土地，而是呈现出人物的面貌（表现为人的自发行为的多样性），也就是被社会承认并孤立的人的面貌。例如：同性恋、挥金如土的人、施展妖术的人、自杀的人……

- 所以，人人都能在社会赋予精神病的有限的范围里揭露它，通过警方的命令和手段，断然驱走精神病魔。

福柯提出问题：“精神失常只有在它预先成为驱除对象时才能成为一个认识的对象，这对我们的文化来说难道不重要吗？”

实证主义时代：精神病院

医学科学的成功

- 精神失常中，精神病的形象最终还是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 这是因为从经济角度来看监狱的价值，监禁引起的贫穷是不利的，把所有潜在劳动力送到劳动市场才是最好的价值。

-- 所以，精神病（被剩下而）被隔离开来，需要独自填补本应与其他精神失常分担的监禁场所（独处，被医生包围……这产生了精神病院，也就是【疯病变成精神病】这个过程的必要条件）。

- 但是，实证主义的神话仍然被权力侵蚀。“实证主义时代的精神病院，正如人们赞美它的创建者皮内那样，它并不是观察、诊断和治疗的自由领域，它是一个司法场所，有人在此被指控，被审判，被裁决，人们想要逃脱它只有依靠在心理学深度上对诉讼的解释，即依靠会很。如果说精神病在外界是无罪的，那么它在精神病院就要受到惩罚。长期以来，至少知道今天，精神病始终被圈禁在精神世界中。”

- 这只是权利的另一种体现：“人们认为图格和皮内是为了医学知识才开办精神病院的。他们引进的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类人，而权力机构只从这种知识中借用这类人的装扮，或者至多，也只是他们的证明……如果一个医学家能够勾画出精神病的全貌，这不是因为他了解它，而是因为他控制着它。而在实证主义看来，那些呈现对象面貌的东西，只不过是这种通知的另一侧面和散落物。”

医学科学没有攻占的领域：精神病的现代领域

- 精神病具有一种真实性——因为精神病是可观察到的，可以被说出真情的，不再单单是理性的反面：“在今天，人的真实性只存在于他是或者不是疯子的密织中，每一个疯子身上都有或是没有人的这种真实性，人在弃置人性的过程中表露这种真实性”。简言之，“人与疯子被一种相互联系的又不相容的真实性的纽带联系在一起，难以捉摸”。

- 注意在实证主义时代对精神失常的否定之中，重新肯定疯癫的人：例如：

-- 戈雅“对他同时代的经验来说是如此奇特的精神病”的认识：“对那些有能力接受它的人们来说——尼采和阿尔托——它难道不是在传递着古典精神失常的这些几乎听不清楚的话？因为在这里，涉及的是虚无和黑夜，只不过被发挥直至呼喊和狂怒：虽然在西方文化中，这是第一次赋予它们以表达方式、存在权利和作用，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的争议和总体争议就变成可能了？是不是可以将它们回顾与原始的野蛮状况？”

-- 因为他们，“西方世界获取在暴力中超越理性和在辩证法之外发现悲剧经验的可能”。

对实证主义时代的总结（书的结尾）

“这是精神病的诡计和新的胜利：这个世界相信能够通过心理学测量、证明精神病，正是面对精神病，这个世界应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个世界努力在争辩的过程中，与诸如尼采、梵高、阿尔托等的作品的过度思想中较量。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特别是没有它能从精神病中认识的东西——向它保证这些有关精神病的作品能够证明它自己是正确的。”

《违抗的序言》

载《文学评论》杂志专刊，为该杂志创始人巴塔耶的逝世而做

重申了他的文学迷恋的深层原因：“为了把我们从混合了辩证法与人类学的沉睡中唤醒，需要尼采式的形象：悲剧和狄俄尼索斯，上帝之死和哲学家的榔头，迈着鸽步走来的超人和轮回。然而，为什么在保持这些形象的在场并使他们在自身中持续现状时，我们今天的推论语言却显得如此贫乏呢？”

认为巴耶塔作品的力量和解放暴力就是在消灭说话主体的观念的同时，摧毁了传统哲学语言。

形成了性考古学的雏形：“性意识的发现、萨德一开始就把性置于其中的不确定的非现实天空、人们现在所知的在禁止的系统形式中被理解的性，以及在所有文化都视为违抗的对象和工具的性，这一切都不容置疑地表明：为我们建构的重要经验，赋予性以一种如同有数千年历史的辩证法语言那样的语言是不可能的。”

《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

延续《精神病和精神失常》：把应用于精神病学概念的分析延伸到普通医学

局限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之间：随着病理解剖学的出现（医院范围的重建、医学教学的动荡、对经济的侧重……都促成了这一决裂，但解剖学是转折的标志），医学作为一种实践和科学被重新建构。

- 解剖学是为了使医生的视角能识别各个层次的症状：“打开一些尸体吧，你们立刻就会看到单纯的观察所不能驱散的黑暗消失了。”“活生生的黑夜在死亡的光明中消失。”

- 从此，“生命、疾病和死亡便构成了技术和概念的三位一体……只有站在死亡的高度，人们才能看到并分析其观点从属性和病理程序。”

- 于是，整个医学，乃至生与死的感知，甚至知的各种基础都被重建：“这种空间、语言和死亡在其中相互连接的结构——即人们概称为解剖-临床的方法——构成了一种自我表现的、被我们作为积极因素而接受的医学的历史条件。”

向福柯后面的著作过渡：“结构历史的原则”

福柯使用了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等纪录，揭示那些特定时期影响说和看的方式整体。

《词与物》的起点：指出“个体知识”的可能性是怎样建立的

-  “对于我们的文化而言，具有决定意义的无疑是：由它获取的有关个体的第一个科学话语必须经过死亡。这是因为西方人没有能够在自己的心目中是自己成为科学的对象，他只是在自身语言内部被把握的，只是参照语言固有的解体，一种话语存在在人自身中并通过人表现出来：所有心理学，甚至某一种心理学的可能性都产生于这种精神失常的经验；一种能够作为个体科学表现出来的医学产生于在医学思想中对死亡的利用。

“这场支持十九世纪抒情派的运动，以一种乍看起来很奇特的方式同人类借以获得自身实证知识的运动合二为一；但知识的形态和语言的形态服从同一深层法则，完整性的闯入更加突出了人同死亡的这种关系。在此，这种关系允许科学话语以理性的形式出现，在彼，它又打开一种在上帝不在场而留下的虚空中无限展开的语言的源泉。”

《不可容忍》

1971年5月及以后出版的小册子集，在“监狱情报组”运动中出版

监狱情报组致力于了解监狱——社会体系中的一个隐秘区域。虽然这和福柯的理论兴趣高度符合（观察权利机构如何工作），但福柯的出发点在行动、在斗争上。

起因：1968年五月以后的动乱浪潮中，许多左派知识分子被捕并判刑。他们发起了各种斗争，来争取政治犯应享有的特殊待遇，并且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这场运动逐渐延伸到揭露监狱现行制度、为所有犯人争取权益（公报：“我们并不要求享有与其他普通法烦人不同的特权：我们认为，他们是某种社会体制的牺牲品，这种社会体制在把他们塑造出来之后，拒绝改造他们，只想抛弃他们。此外，我们希望我们的这场揭露监狱现行体制的斗争有益于所有犯人”）。司法部长普利文不得不让步。

于是，监狱情报组发出号召，搜集社会边缘的被监禁者的悲怆经历和残酷现实。

- “监狱情报组不想以犯人的名义谈论形形色色的监狱：恰恰相反，它要给犯人提供谈论他们自己和狱中事情的可能性。”

- “通过这些机构和不同的面具表现出的是压迫，而它的根源是政治压迫……那些负责支配法律、健康、知识、信息的人们开始在他们的所作所为中感觉到政治权力的压迫。这种新生的不可容忍性恰恰与无产阶级长期进行的战斗和斗争相符合。这两种互相关联的不可容忍性重新发现了无产阶级在十九世纪创造的方法：首先由工人阶级自己对工人的条件进行调整。这就是我们现在进行的不可容忍性调查。”

总共有四本这样的小册子。最后一本出版于1973年，涉及犯人自杀的情况。

- 一个年轻人32岁，在监狱里待了15年，因为同性恋而被隔离（“关禁闭”），后来上吊自杀。

- 福柯未署名的评论表示了他被打动：“它们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它们借助心灵和思想的特性准确表达了一个犯人的所思所想。而这正是人们平时所想象不到的东西。即使在监狱中，也还存在着一个更隐秘、更怪诞、更残酷的监狱，即‘关禁闭’，而普利文的改革却避免触动它。”“这里针对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体系及其排斥和判决的方式，还涉及个性化的、随意的挑衅行为，这个体系正是依靠它们运转以维持着它的秩序，依靠它们并根据警察和行政管理权力的政策制造被排斥的人和被判刑的人。不少人要对这个犯人的死亡负直接的个人责任。”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1975年

由话语领域转向机构范围，由话语秩序转向社会实践

- 抛弃了哲学传统的正统文本“一种完全有意识的，经过组织和深思熟虑的战略明显地反映在大量不为人知的、构成某种政治行动实际话语的资料中。”

- 小工具箱的比喻“假如人们愿意打开它，使用这一句话，这一个观点和这一种分析，就像使用螺丝刀或者松螺丝刀那样，以便超越和消除权力体系，包括我的著作由之而来的体系……那就太好了。”

- 结束：“这本书应为各种有关现代社会正常化的权力和知识形成的研究提供历史背景材料”

“写一部现实的历史”

- 以监狱为中心的斗争涉及对人体实施权力的全部技术。“它或许是一种新技术：16至19世纪对程序总体的调整、束缚，为的是控制、衡量和驯服个体……18世纪创造了自由，但它却为自由筑起一个阴森、坚固的地下室——我们永远隶属的纪律社会。监狱需被重新安置在这种监视社会的形成过程中。”

权力依靠制约身体的纪律贯穿整个社会

现代惩罚“要重新适应罪行”，所以与“人文科学”为邻：“在人类的知识下面和惩罚的任性下面，有某种针对人体的惩戒、某种征服和客观化的形式、某种相同的权力——知识。”

监狱：思想——力量

- 边沁的“敞视式监狱”成为了“权力眼睛”的象征

《性经验史》

1960年时就宣称要写一部关于性的著作，当时只是在构成性意识的“禁止”和“违抗”里思考（米歇尔·福柯著，《精神病和精神失常》序言，1960年）

1968年后，“精神分析主义”入侵所有思维和行为方式：性无孔不入。性仿佛可以对抗资产阶级到的的、夫妇和家庭关系的排斥和压抑……揭示真实和幸福。

反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

生物-政治学：和《规训与惩罚》一样，谈到了“权力”的运作：性意识同机制、同权力网络联系起来的“装置”

研究方法依然是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目的不是要弄清这些话语生产和相反的作用是否导致表述性的真理，或者与此相反，表达种种掩盖真实性的假话，而是要澄清既作为它们的载体，又作为它们的工具的’求知之志’。”

亲自完成历史调查，和传统哲学思想决裂：

- “长期以来，理论或‘思辨’的思考与历史保持着一种疏远的或者说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关系。人们常常在高质量的历史著作中寻找某种素材，把它视为原始的、因而也是‘准确’的材料，只需对它进行思考，赋予它以某种它本身并不具备的意义和真理就足够了。随意使用他人的研究成果的方式已被认可，以致没有人想到要掩饰他在借用已有的成果，而且能毫无羞色地引用……只相信那些无所不知的人们和只是在高处思考其他人在低处看到的东西是不够的。”

- “人们要自己寻找事实，以确定它和把它作为历史对象加以研究。这是为我们自身、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的思考提供某种真实内容的唯一方法。这反过来也是一种在不知不觉中不做历史暗含的假设的俘虏的方法……它不再是对历史的思考，而是一种在历史中进行的思考，一种把思维变成历史研究的检验方法，也是一种让历史研究经受概念和理论范围转变考验的方法……这是一项应由自己完成的工作。应该潜入矿藏深处；这需要时间，也要付出代价。”

关于“性压抑”：

- “我们谈到它时，不再感到不自在：这就是向一简历的秩序挑战的意识，是表明人们知道自己在进行破坏的语调，是要驱走现在，召唤他们坚信能加快它到来的未来的强烈愿望。像反抗、允诺的自由……明天性会成为好事。”

- 在整个“权力机器”种检验“我们也必须弄清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性当作罪恶，因而产生负罪感”，也就是检验西方文化如何征服人类、建构主体（米歇尔·福柯著，《求知之志》，Gallimard出版社，1976年）

“权力来自于下层”：

- “在权力关系的原则上，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作为普遍模式的完全的两元对立，这种两元性不反映在由高及低，或从越来越受限制的团体到社会最底层的发展过程上。不妨假设在生产机器、家庭、受限的团体和机构中形成并运作的多重力量关系是遍及整个社会肌体的广泛分裂作用的载体。”

- 性的话语表述已不再是某种限制程序的牺牲品，而从属于某种刺激机制：“求知之志在某个没有解除的禁忌面前停步，它执着地建构一个性科学。”“官员们被雇来听取每个人的性秘密。”

1984年6月草拟的“请予出版”中介绍了《性经验史》的安排

1. 《求知之志》：“弄清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像‘性经验’这样的东西是如何被构造的，这个概念人所共知，但在19世纪初之前却从未出现。”

- 研究欲望主体的系谱学，上溯基督教传统的形成初期，追溯古代哲学思想

2. 《快感的享用》研究性行为被古希腊思想（医学、哲学）思想道德评价和选择范畴的方式

3. 《关注自我》希腊和拉丁文献中的问题，其他在自我关心控制着的生活艺术中经历的转变

4. 《肉欲的概述》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的肉欲经验以及欲望的宗教经典和无邪辨读在基督教中所引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