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作者从天命和人事的角度分析和起底了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背后的因素，即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
首先便是传统认知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黄河流域中下游，作为中国总体上最古老，最集中和最发达的文化摇篮，中国的统一从黄河流域中下游开始是有着必然因素的。先秦和秦汉时期，黄河流域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气温温和，降水充沛。在黄河的冲积下，黄河中流域中下游的土壤疏松，在当时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极其适合原始耕种，而由于当时的植被覆盖较高，尚未发生水土流失，土地也保持着较高肥力，成为最重要的农业区，而黄河流域中下游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也是理所当然的。
地理环境与政权统一的关系更重要的体现在地区的农业发展潜力上。农业作为中原王朝的立国之本，由此基本上衍生的重农抑商和重本抑末等国策使中原王朝的绝大部分人民成为土地依附者和农业崇拜者，国家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基础，这使得中原王朝对自己领土和疆域的需求决定于其是否适合进行农业生产。而在运力条件的限制下，远距离粮食运输的成本和难度极大，国家对超越农业区范围的征服只能是军事性质而很难纳入正式版图，这也是为什么农业区的北界一般都没有越过阴山。而在此基础上，农业民族并不具备统一中国的条件，因此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游牧民族完成的，游牧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做出巨大的贡献。而次要的，便是一些地理障碍对中国统一和分裂的影响。在中原内部，诸如太行山，秦岭，长江黄河等，为治理和分裂提供地理跳江，将农业区划分为诸多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农业区外也存在有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和西域等因地理条件不同而相对独立的区域。
而人口，也是本章中提到的另一个与分裂与统一有重要关系的因素。古代的经济和战争中，人口都是重要基础。人口为粮食生产提供劳动力，以此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又可进一步为增加人口提供物质基础，而国家又通过对未分家成年男子加倍征收赋税的政策促进人口增殖。人口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原王朝的疆域扩张。通过移民实边和“迁虏”与“谪戍”的方式，国家运用强制手段迁移人口，是的边疆和未开发地区得到人口填充，不断巩固适宜农业地区的统治。而自发移民和战乱移民同样也促进了当地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如多次的南迁，极大的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放，使得当地的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迅速发展。移民同样促进了民族融合。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口对土地的需求压力不断增大，清朝的移民浪潮加快了边远地区的开放和政区的设置，增强了边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版图的最终确定，为统一的中国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口要素。
而人口的南移同样推动了政治中心的南移。经历三次大规模人口南移，江南的开发程度得到极大的提升，和时常处于战乱的北方相比，南方的经济和文化有了极大的提升，并逐渐甩开了北方，在经济上不断拉开与北方的领先差距。在明清二代，运输从南方而来的漕粮的京杭大运河更成为朝廷的生命线，而此时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与否就与是否控制江南相挂钩，这也使中国南北的统一成为统一政权的绝对需求。综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分离，统一的因素和动力就越大。这也是为什么自元朝后，中国农业区的统一变得越来越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