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我从七岁开始写作，故事里的人物都是白皮肤、蓝眼睛的，常在雪中嬉戏，吃着苹果。他们也常喝姜汁啤酒，虽然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姜汁啤酒是什么东西，但我所读的那些英国书中的人们常喝姜汁啤酒。我一直写着这样的故事，当时我住在尼日利亚、从来没出过国、没见过雪、只能吃到芒果。
小时候，我的家中有一位男仆Fide，父亲告诉我他来自一个非常穷苦的家庭，母亲会时不时将山芋、大米还有我们穿旧的衣服送到他家里。我对Fide和他的家人充满了怜悯。后来我去Fide家拜访，她的母亲拿出了一个精美别致的手工草篮，我当时完全被震惊了，因为他们在我脑中的印象，只是一个字——穷，与类似“精美别致”的词汇没有关系。
19岁，我读大学，当时的美国室友惊讶地问我是从哪里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当我说这是尼日利亚官方语言的时候，她的脸上写满了茫然。她还问我是否在听“部落音乐”，但我其实在听玛丽亚·凯莉。我猛然意识到，在她见到我之间，就已经对我充满了怜悯，因为她的脑中有一个关于非洲的单一故事，一个充满了灾难的单一故事。
当我以一名非洲人的身份在美国度过几年之后，我开始理解那位室友当时的反应。如果我不是在尼日利亚长大，如果我对非洲的一切认识都来自于大众流行的影像，我相信我眼中的非洲也同样是充满了美丽的地貌、稀奇的动物、以及一群难以理解的人们进行着毫无意义的战争、死于艾滋和贫穷……
我们在一个个的故事面前非常脆弱，易受影响，我本人也如此。几年前，我去墨西哥，当时美国的政治气候比较紧张，关于墨西哥人的故事源源不绝，讲的都是欺诈医疗系统、偷渡边境之类的事情。而当我看到墨西哥人真正生活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也很羞愧，因为我的意识在这之前完全沉浸在媒体上关于墨西哥人的报道，以致于他们在我的脑中幻化成一个单一的个体——卑贱的移民。
说到单一版本的故事，就不能逃出“权力”这个话题。每当我想到这个世界的权力结构时，都会想起一个伊博语中的单词“nkali”。它可以被翻译成“比另一个人强大”。就如同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界一样，这里所讲的故事也是建立在nkali原则上的：故事是怎样被讲述的、由谁来讲述、何时被讲述，都取决于权力。
巴勒斯坦诗人Mourid Barghouti曾经写到：如果你想剥夺一群人的权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讲述一个关于他们的故事，并且从“第二点”开始讲起。比如从印第安土著人的弓箭讲起，而不是英国人的侵占；比如从非洲国家的失败谈起，而不是殖民者的瓜分。
我有幸福的童年，但我也有在难民营中死去的祖父。年少的我也曾目睹果酱从早餐桌上消失，随后黄油也消失了，面包变得无比昂贵，牛奶需要限量。但这些故事都塑造了我，任何一个断章取义的故事都简化了我的生命历程，将其中一个故事转变成了唯一的故事。
故事很重要，多重性的故事更重要。故事一直被用来剥夺、中伤，它本可以赋予人力量与人性。故事可以击垮一个民族的尊严，但也可以修补那被击垮的尊严。
美国作家Alice Walker曾为她那些搬迁至北方的南方亲戚们推荐了一本书，一本关于他们已挥别的南方生活的书。“他们团团坐在一起，读着这本书，一种天堂因此而被重拾。”我想以此来结束我的演讲：当我们拒绝单一的故事，当我们认识到任何地方都没有单一的故事时，我们将重拾一份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