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系去年杭州G20期间的旧作,时隔一年读之仍有感慨,故分享出来,收入《琶田茶话》。
G20马上要开幕了,杭州又一次成为焦点。
一个省会城市能担此重任,本应是受宠若惊的,但杭州却一定不会这样认为——古往今来,它什么时候不是世人的焦点啊?这次所谓的G20峰会,在杭州看来,也不过是滚滚历史长河中一朵浪花罢了。
若想大书特书杭州的辉煌和精彩,三天三夜也写不完,但此刻我更想聊聊另一个概念——“远方”。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无论你是白居易还是苏东坡,是马可波罗还是尼克松,你是到过杭州还是没到过杭州,看见杭州还是梦见杭州的普通游客,杭州都是一个“远方”的概念。今天杭州在世界范围内的赫赫盛名,自然有其风景和底蕴的因素在内,但可能更多的是因了这个“远方”的传说,因为在人们的观念里,“远方”总是美好的,浪漫的,有希望而没有压力的,“远方”似乎永远安顿着一个心灵的家。而在这个远方里,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有梦里水乡,还有人文天府。这个传说甚至传到了国外,《马可波罗游记》里说杭州遍地黄金,而哥伦布驾着小船漂洋过海寻找新大陆的时候,驾驶台上放的正是这本书。多少普通或伟大的人对这个“远方”投以近乎肉麻的赞美和眷恋,多少精英不惜重金在杭州购了房产使“远方”的家成为现实。
为“远方”而战,多么励志而天经地义的想法,因为“梦想在远方”。事实上,所有人都可以这样想,身为“远方”所在的杭州先民却从来没有这样想。因为假如他们这样想的话,历史上是不会存在杭州的。如果他们也这么励志的话,在人类踏入农耕社会的那一刻,杭州就是他们首先放弃的地方。
在面对碧波旖旎,水色山光的时候,你一定想不到西湖最初的样子。史前的杭州是个浅浅的海湾,后来由于泥沙淤积和海潮退却,形成了一个泻湖。杭州先民最早面对的西湖,应该就是这个模样——一个死水湖,而且不是淡水,是咸水。这不单是宜不宜居问题,而是能不能居问题了。按照历史的常理,这片土地的命运必然是在若干年蒸发之后,变成一片盐碱地,荒草丛生,无比凄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先民们没有选择远走他乡,而是留了下来,在淡水困难的情况下艰难度日之余,对西湖进行了漫长而艰辛的改造。
先民们对西湖的重大改造至少有以下几次。秦汉时,引山上溪流入湖,湖水开始被逐步冲淡;隋炀帝俢京杭大运河,以杭州作为终点,杭州人开凿水道,引运河水进一步冲刷湖水;唐朝李泌领导人们开凿六井,把湖水引进千家万户,杭州人不再需要到湖边取水;白居易任太守后,组织人们疏浚西湖,并且创造性地把挖上来的淤泥筑成长堤,带来了水利和景观的双重效果,这道长堤已不复存在。但杭州人后来把原叫“白沙堤”的另一条长堤呼作“白堤”,真可谓“杭人最难抛太守,太守最忆是杭州”啊!
“五代”乱世,杭州所在的吴越国却因为有了钱氏的三代五王,不但国泰民安,还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因为这个土生土长的王族并不希图扩张和江山永固,而是着力民生。他不但否定了填西湖盖皇宫以求“国祚千年”的方案,而且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疏浚运动,同时常设“撩湖兵”负责日常维护。修筑钱塘,扩建杭城,崇禅尚道,钱氏君王保境安民光泽百世,而自强不息的杭州也已悄然今非昔比。经过与自然艰难的对话,杭州人生存了下来,而且越活越好。
也许是上天为自强不息的杭州先民所感动,此后的杭州享受到了其他城市无人能及的幸运。北宋成立,仁慈的末代钱王以极高的觉悟忍辱负重,舍弃抵抗,把举国武装连同一己之躯献给了北宋朝廷,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割据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和平过渡。他把骂名留给自己,把和平留给了乡亲。这为后来许多政权更迭的和平解决提供了先例。
杭州的繁华造极于苏轼治理之后的南宋定都,那是古典中国的巅峰,同时孕育着商品自由市场的开端;我们只看两组数字便能窥见当年繁华。
南宋时期杭州人口约150万,什么概念,当时欧洲最繁华的威尼斯人口约十万人,而当时粮食亩产约312斤,恰恰等于1952年我国粮食亩产水平。史书上说,南宋的杭州人天天都在过节;辛弃疾这样记述到元宵烟花晚会的盛况——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美一旦到了极致,便是异族统治者都不忍伤它。蒙古人杀掠无数,却主动争取了都城临安的和平占领。以后历代更迭,杭州基本延续传统,有幸保全,都很少有大的牺牲,即使是日本人来的时候,在市区也无非是抢了些古董,烤了“花港观鱼”几条鱼吃。
独有的两次战乱分别来自清初的屠城和太平天国的万人水战,所以多尔衮、曾国藩、洪秀全在杭州人嘴里都评价不高。
“安居为重,自强不息”,这个在民族道德审判者看来略带自私的表现,却似乎就是杭州的性格。近千年历史反复印证的就是杭州和杭州人的这一特点。他们给自己贴上了“繁华”的标签,决然不做“堡垒”,看似逆来顺受,却高明的躲过了家国祸端。
有人说,杭州的伟大在于美丽,在于繁华,在于底蕴,在于人文,这都十分确当,但不是全部。我认为,杭州的伟大在于西湖,西湖的伟大在于不离不弃的杭州先民,而先民的伟大,正是在于当所有人心怀“远方”追梦不止的时候,他们却着眼故土,默默耕耘,在一片丑陋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令全世界都魂牵梦绕的“远方”,并为后代带来源源不断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西湖,是杭州人最值得自豪的作品,而钱王祠、雷峰塔和保俶塔,实际上是杭州人自己的记功碑,它们在西湖边堂而皇之地享受着生命铸就的水色山光,迎来送往,好不气派。而那些形形色色从远方赶来的过客,留下赞誉之后,早就回到各自的坟墓里去了。
此刻,我想说句题外话,就是杭州也不是处处都那么拥挤,那么躁动的。杭州飞来峰下的“三生石”闻名遐迩,源于一个传说:李源和圆泽为了十三年前的诺言,千里迢迢赶来,在中秋之夜的“三生石”前隔世相会,苏东坡也说起过这个故事。
2012年的中秋之夜恰逢国庆,我同学在西湖北岸的“平湖秋月”被挤得东倒西歪,于是我托他去寻那“三生石”一趟,了我心愿之余,人也或许少些,结果半晌同学给我打来电话,“三生石”旁除了他和一条野狗,别无他人。
有时候,“远方”之梦就是那么盲目,而历史深处的点滴感动却总是那么落寞寂寥。不过相比于创造“远方”,赞美和发掘总还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无非就是多读两本《梦梁录》、《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之类的书,附庸风雅罢了。
年轻人,那个让你魂牵梦绕的“远方”,究竟有什么呢?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造一个出来,让别人去追呢?
2016年9月1日星期四
黄埔琶田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