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几年前的「公知」群体？为何当年颇有影响而现在大多沉默了?
马克思主义主张，要用发展的眼光、辩证的眼光、全面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思维看待问题，包括如何看待公知。
公知的存在，是一个特定阶段、特定环境的产物，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看问题。
设想一个电影场景，两个人在吵架，你看得津津有味。但如果把声音关掉，只播放两个人吵架的画面，你就会觉得，这两个人莫名其妙在那里张牙舞爪、唾沫横飞，神经病！
如果不看历史和变化，站在今天的高度看待公知，也会有这个效果。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先回到历史。
一、公知如何产生？
公知群体和公知一词，产生于本世纪初的几年间。
他们的产生，首先和网络发展分不开的。在本世纪初，互联网经过了一次泡沫破裂后，取得快速发展。各种传统媒体之外的网络言论渠道逐次敞开，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渠道发表言论，批评社会现实。
其次，世纪之交到十八大之前，我们社会发展确实出了很多问题。那些年，很多贪官犯事跑到西方国家，不了了之。很多潜规则横行，教育、医疗、住房产业化，搞得群众怨言载道。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官僚主义蛮横无理。对内嚣张，对外低头。贫富差距拉大，穷人孩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还有环境破坏严重的问题，各地都有癌症村、有尘肺病，等等。
——今天这些现象有了巨大的改观，但不能否认当年这些现象很严重吧？
那些年，不光是很多知识分子对此严厉批评，很多老党员老干部也在批评。老党员、老干部们的批评，人民群众往往不相信，因为他们也是高高在上的官僚群体的一部分。而一些知识分子的批评，往往追问到体制问题，演化到今天，就成为一个“定体问”的梗。
但在当时，确实体制有问题，需要改革来解决，而在那些年，改革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所以他们的质疑，得到老百姓的普遍支持。
不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没有他们的支持，公知怎么可能呼风唤雨？
二、为什么今天公知大多是消沉了？
有人把公知的消沉、沉寂归结于封口打压，这是不全面的。有些人是被打压了。但即使不打压，公知群体仍然会沉寂下去。为什么呢？
我们看，体制问题是公知群体批评的最大焦点，也是他们最得到当时的群众广泛回应的关键。
现在呢，体制发生巨大的改变。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各方面都进行了巨大的改革：从八项规定开始，到各种各样的廉洁自律的制度规定，腐败问题得到根本性好转，打虎拍蝇，海外追贪，从严治d；房住不炒，医疗保障普及，精准扶贫，环境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依宪治国，对外硬气。
凡是当年批评过的问题，都得到体制化的改变。
当年批评的体制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老百姓对新的体制很满意。
特别是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改革后的体制优势彻底体现。
这时候再怀疑体制的问题，就是不识趣了。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武汉那位写日记的作家，依然沿用当年的思维，批评体制，结果被群众群起质疑、嘲笑、批判。
今天如果有人还在念叨“这一定是体制的问题”，自然会引起群嘲。
但这种群嘲，不应该回溯到十八大之前。
老实讲，今天的管理体制还是当年被质疑的体制吗？
当然不是。十八大以来的社会变革，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挽救危亡式的变化。文件里明确指出，这是在危急情况下，挽救了d和国家的变化！
看不到这个变化，就是看不到今天领袖的伟大！
所以，完全否定当年的公知群体，是不合理的。
法不溯及既往，同样看待问题也不应该刻舟求剑。
三、公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公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怀着正义感为当时的社会探索出路，批评是为了帮助。教员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怕批评，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我们这些年就改正了啊！
但也不否认存在一些人，和外国势力勾结，配合西方搞颠覆，但这绝对是极少数。
对于绝大多数公知，我们可以从善意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还就是教员多年批评过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他们认为，西方社会的模式、西方社会的理论，可以拿过来用在中国，当作中国社会改进的模版。这不就是和当年王明他们是一回事吗？
不考虑中国社会的现实，不考虑中国人民的实际情况，简单套用理想化的模板。
不否认那些模版看上去很美，但架不住现实的骨感啊！
教条主义把西方社会，甚至是理想化了的西方社会当作目标，忽视了实践的问题，以及人的能动性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放弃了对执政d的信心，结果十八大以来的变化，啪啪打了他们的脸。
四、公知的出路何在？
教员说过，要实事求是。要看清现实。
现实是什么样的？一方面，在疫情的威胁下，本土理论、本土体制优势充分发挥，用最小的代价和时间，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成为疫情阴影下唯一一个经济增长的国家，成为各国投资纷纷流入的目标国。
另一方面，西方社会面对疫情的表现如此差劲，而且西方社会理论的漏洞在现实面前被放大。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把西方模式奉为理想，那就是立场问题了。
实事求是，是什么样子？政府做得不对，那就该批评。那如果做得对了，那就要支持、赞扬。
2020年是具有戏剧性变化的一年。许多年以后，人们回溯历史，一定会格外标注这一年。我认为这是中西对比的一个变化之年，是一个分水岭式的标志：西方社会走下坡路，不可逆转；中国开始走向顶峰，势不可挡，想低调都难，因为实力不允许啊！
在这种情况下，公知该怎么办？
我们看到，有好几个知名的公知，在现实的教育下，都掉转了立场。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也有坚决不肯掉转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比方说河山硕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