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原发于《花城》2025第5期)
一
因为一张皮，我走进了一座城。
午夜零点半时，这趟红眼航班终于到达了钦奈上空。我挺了挺在座椅里蜷缩了五个半小时已近乎僵硬的身体，揉了揉眼，把目光投向舷窗外这个陷入混沌睡梦中的城市。地面上广袤无边忽明忽暗的灯火，仿佛是光年之外坠落下来的星河，闪烁着远古而来的呓语。这些汇合的光点在视野里随着飞机的降落慢慢倾斜，如同阿拉伯故事里那张神奇的飞毯，正缓缓升起。当这些光点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在视野里努力找寻一条笔直宽广的光带——那该是新修的45号高速公路的模样。直到地面高楼闪烁的霓虹和马路上疾驰的车辆逐渐清晰起来，我才意识到，那条真实存在的交通主动脉被这座城市庞大的身躯遮盖得严严实实，真实地成了一种看不见的虚无。
几天前，丹尼尔在电话那端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有高速公路了，泰米尔纳多邦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那条我走了无数遍的破烂不堪的45号公路，已经翻修成了新的高速公路。他掩饰不住的激动，无异于他们获得了登月的成功。他或许已经记不清那条路是何时开始修建的，我也一样记不清。自从多年前我第一次坐车从钦奈去安布，工人们就在路边裸露着上身挥锹挖掘着路基，再用头顶着一包包的沙土，向远处搬运。暴晒的阳光下，他们的节奏不紧不慢，如同慢镜头，如同缓缓而过的牛拉车，如同愚公移山。以至于几个月后我再次路过时，感觉他们的工程并没有向前推进。他们一点也不着急，他们有的是时间。
讲电话时，我刚从客户的办公室出来。半个小时前，我满怀自信地把丹尼尔新开发的一张牛皮摊在桌子上，又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这张状如地图的棕色牛皮，丝绸般爽滑的表面上，一颗颗均匀细小而又清晰的纹路颗粒如同放大了的古画的底纹，在窗外照进的阳光投射下，正泛着细碎的琥珀般的光泽——这是一张牛皮的艺术品，一头牛的外衣在它生命终结后又一个轮回的开始。
几个巴西人边说边笑着走了进来，带着一股浓烈的拉丁美洲咖啡的味道。他们站在我的对面，围着桌面上那张牛皮，用手反复搓揉了一番，又闻了闻，接着用力扯了扯，又拿出放大镜眯着眼睛看了一番。我想起儿时跟着父辈去镇上卖牛的场景，那些买主会围着那头牛转上几圈，在牛的肩膀上拍几个巴掌，再掰开它的嘴巴，看清楚它的每一颗牙齿后，才会慢吞吞地出个看似极不情愿的价钱。那几个巴西人指着牛皮上面分散的几处伤疤，开始了煞有介事的指指点点——任何一件新产品在他们面前，总会被挑出几个毛病，仿佛不挑出个毛病就不足以显示出他们对一张牛皮的专业认知，就像第一眼看见《大卫》时嫌弃他的鼻子太厚了的索德里尼。这些来自真皮组织深处的伤疤，制革师傅早已用尽了各种鞣剂把它们的纤维结构缩到了最小，但仍然无法完全遮盖。我没有米开朗琪罗那般近乎幽默的魔术表演，不得不和他们耐心解释着一头牛是如何无法避免蚊虫的叮咬，皮鞭的抽打，丛林荆棘的剐蹭，同类间的互相争斗……解释着我还可以让皮厂借由更多涂料的帮助来遮盖这些天然的瑕疵，再解释着如果那样，它和那些人造革相比又缺少了自然，环保的优势……我极尽一个推销员浑身的能事，他们似乎并没有听下去的意愿，对我摇着头，摊起了双手，然后扭回头聊起了昨晚齐达内代表皇马在伯纳乌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
他们希望这些天然的牛皮，应该有着完美无瑕的样子。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这个客户没有禁止使用来自印度的牛皮——某些品牌雇佣着印度的廉价劳工，又打着动物保护的大旗，他们认可西方流行的高压电击宰杀,却嫌弃印度屠刀式的杀牛方式过于原始，过于残忍——屠杀一只动物生命的方式，被冠以高低贵贱之名。
一出门，我便掏出电话打给在印度的丹尼尔，向他抱怨这张皮的伤疤太多了。说话时不自觉地带着煞有介事自命为先知的口吻，然后我又后悔不已，开始鄙视自己——我想起了纪伯伦说过的一句话：那些我曾经鄙视的嘴脸，正是自己面具的一副。在一张牛皮的博弈中，我就像一个掮客，在买家和卖家中间，平衡着他们对一张皮的赞赏与挑剔，接受或是拒绝。
我是一个每天都在“扯皮”的人。
我在江门的一家皮厂“扯皮”时认识丹尼尔的。当时，我正被那家皮厂的厂长，业务，技术师傅一群人围在一张牛皮旁边，他们和那些客户一样喋喋不休。所不同的是，他们扮演着在客户面前时我的角色，而我又扮演着客户的角色。我们在争论一个看似简单却又似乎矛盾的问题：眼前的这张牛皮是否可以再做柔软一点。站在我对面的那个技术主管解释着，做皮可不像做面条那么简单，稀了可以加点面，稠了还可以再加点水。接着他又讲了一堆从酸碱度到离子键，再到阴离子，阳离子，甚至阴阳离子的理论，就差没把元素周期表再解释一遍了。我不会告诉他我是一个当年一上化学课就打瞌睡的人，忍着快被催眠的倦意对那主管说，我只想知道YES还是NO。主管无奈地抓着腮帮，又摇了摇头，茫然地看着那张牛皮，不再说话。他在心里，肯定把我这个站在秀才面前的兵骂了数遍。这时，一个站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印度师傅开了口——其实，在他的主管面前，他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他抖动着那捋斯大林式的胡子，不紧不慢地用蹩脚的中文想说出他的建议方案。他说得费劲，我听得和他一样费劲。我忙告诉他可以说英文，他这才改了口。我原以为他又会用很深奥的分子或离子理论来解释，只见他卷起那张皮，说给他十分钟的时间。
以我过往和几个印度厂商打交道的经验，我觉得他根本不会在十分钟内回来。他们口中的十分钟通常是几个十分钟，如果是在印度，这个时间会变得更为长久——他们的时钟像是被预置了某种程序，总会慢上一拍。这也不足为奇，在那个“不可思议”的空间里，时间轴会因为某个突然出现的状况被拉长，比如，无征兆的停电，某位当事人的缺席，给牛群或送葬队伍让路的交通堵塞，突然降临的一场大雨……如果需要，他们可以罗列出无穷尽的种种原因，如同在印度问路，你若问一百个印度人就会得到一百个不同的答案——总之，这个时间只会理所当然地往后拖延，如果准时或提前，概率小到近乎中了彩票。这样一个根据时间倒推提前做好计划的简单逻辑问题，我曾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他们的孩子在做加法算式运算时才恍然开悟——我们从个位向十位再向百位去加，而他们完全相反，先从百位再向十位再向个位相加。
我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一杯咖啡还没喝完，那个印度师傅就带着那张皮从车间里跑回来了。这一次，他没有用任何化料，只用最中性的，也是分子结构最简单的水解决了问题——是的，他把问题又简化到了像做面条一样简单。
他就是丹尼尔，一个毕业于印度“麻省理工”安娜大学制革专业，来国内工作的印度人。因为他的“面条戏法”，后来，公司在印度设立办公室时，我推荐他成了那里的负责人。
二
45号公路是一条贯穿泰米纳多邦全境的两百多公里的主动脉，也是从钦奈去韦洛尔，安布，或其他南部城市的唯一通道。那条破旧得近乎苟延残喘的老路，总是拥挤不堪。每次途经那条路时，车子在尘土飞扬，满是鸡窝坑的路面上左摇右晃，还得时刻躲闪突然冲出来的行人，摩托车，羊群，或是躺在马路中间正旁若无人悠闲反刍中的牛。我时常会有一种错觉，我正混在非洲某个荒野上一群逃离战争的难民中奔向看不见的远方。那些每趟七八个小时的过山车式出行结束后，会让你感觉整个身躯只有脑袋还是自己的。
我住在一家距市中心十来公里远的海边酒店。这里的时间比国内要晚上两个半小时，我在天刚亮时被国内的电话吵醒后就再也睡不着。刚睡了两三个小时的我决定出去走走。
推开门，凌晨的海风仍带着湿热，裹着海藻，浪花，以及礁石的混合咸味扑面而来，立马浑身一种黏乎乎的感觉。从酒店到海边需穿过一段松软的草坪，几只小松鼠正在晨光下的草坪上嬉戏，它们丝毫不惧怕我的到来，只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好像是和我打了个招呼，便又欢快地互相追逐起来，像群玩耍的孩童。它们可能不会记得，就在两年前——2004年12月26日，这里袭来一场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当时，不远处苏门答腊岛的海底地震，引发了印度洋海啸，巨大的海浪席卷而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吞噬了这条海岸线上的一切，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和失踪，连一只松鼠都没能幸存下来。
我脱掉鞋子，光着脚沿着海滩漫无目的地走着。
不知何时，丹尼尔从身后冒了出来。他的身后紧跟着一个矮个子印度人,背着一个破旧的双肩包，瞪着眼睛不停地环顾四周，仿佛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今天我们要一早出发去安布，但我没想到他从市中心来得这么早。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小梳子，梳了梳被海风吹乱的一头卷发，说，我们要赶紧回酒店吃早餐出发了，再晚路上就该堵车了。
45号公路确实变了样，变成了一条崭新的有着中央隔离带的平坦的双向六车道的柏油路。乌黑的路面把天空衬得如同一张即将要落下来的蓝色帷幕，偶尔飘过的几朵白云，一伸手就能触碰到。突然干净的视野，让我像一个色盲患者突然看见了一个多彩的世界，我忘却了车外此时已40多度的高温。
那个矮个子印度人一上车就打开了那个双肩包，掏出来一本书，同时也掏出了一股洋葱，土豆泥和咖喱的混合味道。他坐在副驾位上，手托着腮，露着侧脸，低头一动不动地看着那本书。一头油乎乎的卷发，跟着车辆的颠簸一抖一抖着。他完全没有理会我和丹尼尔的聊天——不知是我们冷落了他，还是他冷落了我们。我对那本书充满了好奇，向他借了过来。他伸手递书的那一刻，我发现那是一只丑陋的手，大得出奇，也瘦得出奇，像干枯的杉树皮，手掌上布满裂纹，裂纹深处填充着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我接过那本书一看，是本破旧的黑塞诗集《Musik des Einsamen》(孤独者之歌），书脊上贴着安娜大学图书馆的标签。我翻了两页发黄的页面，英文版的看得吃力，便还给了他。他接过书，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显然，他是个不苟言辞的人。在没有看到那只手前，我怎么也没办法把他一脸文艺范的模样和阿马斯工厂的一个做皮师傅联系起来。他有着一个很特别的美式名字：奥尼尔——阿马斯给他取的名字——来自NBA的大手沙奎尔·奥尼尔。
十五年前，阿马斯周末下班后返回市区的家，在下45号公路的那个路口，怅然若失起来——那个每天都会站在路口向过往车辆乞讨的卷发小男孩，那天没有出现。一连两周，他都没看见那个男孩。这种突然消失的一直存在，让阿马斯感到隐隐的不安。作为一个富人的他，本不该这样——他们之间只有打开和关上车窗间几秒钟的给予和接受的动作交流，没有一句多余的语言，虽然彼此认识了多年——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和一个人离开这座城市，如同飘过的一粒尘埃般平凡，更何况是个乞讨者。
当两周后阿马斯再次见到那个男孩时，只见他佝偻着腰，瘦弱得仿佛疾驰而过的车辆裹着的风都会把他吹倒。阿马斯照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零钱，伸手递给了他。这一次，他给了往日的两倍。离开时，他又忍不住往观后镜里瞄了一眼，只见那个男孩像喝了牵机毒药一样正捂着肚子慢慢地倒下去，在地上蜷成了一团……
阿马斯把他捡了回来，带回了工厂。那年他十四岁。
奥尼尔居然和我是同龄人。十四岁，我正端坐在教室里，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十五年，我读完高中，大学，进公司，按部就班地沿着父辈们铺好的路一路走着。时间充当着画笔的角色，画着不同的人生，也画着殊途同归的轨迹。
三
正午的太阳把路上行人的影子压成了一个圆点，铺在他们光着的脚下。车上的温度计显示着此时的车外温度：45度。新修的路把原先需要七八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了四个多小时，我们在一点钟左右下了高速。拐上了一条沙土路，我又有了以前在旧的45号公路上行驶的感觉。左颠右簸中刚走了没多久，前方就堵了起来，一动不动。远远看去，一辆大巴车歪倒在干涸的路沟里，像条搁浅的大鱼。旁边站了一圈围观的人，正指手画脚地吵嚷着什么。丹尼尔见状一边掉头，一边说，这种情况不堵上几个小时是不会缓解的，他们争吵的时间永远大于解决问题的时间。我们绕上了附近一条偏僻的小路，轮胎碾过那些坑坑洼洼的车辙，发出阵阵低沉的咕噜声，我总担心它会随时爆掉。车子绕过一个个村庄，不时地有双幽深的眼睛躲在低矮的茅草屋里，向我们张望着。
在离皮厂还有几公里的地方，车子在旷野里抛了锚，再也打不着火。丹尼尔无奈地拍了拍方向盘，下车打起了电话。熄火的车厢很快变成了焖罐，我推开车门，周围的热浪仿佛长了眼睛，迅速地裹上来，挤爆了我所有的汗腺。汗水贴着皮肤像无数只往下爬的虫子，又顺着衣角簌簌落地，瞬间便沁入脚下皲裂的泥土里，不留一点踪迹。奥尼尔依然坐在闷热的车里，他的目光从未离开手中的那本书。这真是个书呆子，我在心里说。环顾四周，没有一棵树，我索性靠着车身坐在地上，蹭着狭小的阴凉。不远处，一阵牛群正在荒地里不慌不忙地啃食着稀稀拉拉的草。此时着急也没用，我掏出一根烟，点上，有一口没一口地抽了起来。火苗在烟支里燃烧的声音，成了我在寂静的旷野上听到的唯一声响。过了好大一会儿，两辆摩托车拉力赛般飞驰而来，身后扬起一大片粉尘。快被烘成鱼干的我们坐上摩托车，这才到了阿马斯的皮厂。
我拿出了从国内带来的那张牛皮，把巴西客户的意见又和阿马斯说了一遍。阿马斯愤愤地说，这帮吃羊肉又嫌羊膻的家伙，一张没有瑕疵的牛皮，还是一张真皮吗？他瞪着快要蹦出来的眼珠子看着丹尼尔。丹尼尔看着那张皮，沉默了一会儿，指着身后展台上堆着的几十张皮说，那些都是几个月来一次次的试验品。他从中抽了一张，摊在桌面上，拿起剪刀，把那张皮上有瑕疵的部位逐个修剪了下来。不一会儿，那张皮已布满大大小小的窟窿，面目全非，像一张破旧不堪的渔网。
一个浑身衣服上布满五颜六色化料斑点的师傅从车间跑过来，手上拿着一张白色的涂料皮。我差点没认出来他就是同车而来的奥尼尔。他摊开那张皮时，一股浓烈的苯胺味道扑面而来。那张皮的白，在那身颜料的映衬下，显出死一样的白，它的表面，一层厚厚的涂层早已把所有的瑕疵严密地遮盖了，和一张PU没有差别。奥尼尔在旁边站成了一根木桩。我看了一眼那张皮便不想再多看，我的目光重又回到奥尼尔那身衣服上——那些显然是他在喷涂样品时无意漏溅上的颜料，日积月累，居然呈现出一种泼墨山水的美感。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穿着的这条印花牛仔裤，开始怀疑自己对流水线上出来的现代工业品的审美。我无意识地拿出手机，对着那身衣服拍了几张。这时，奥尼尔和丹尼尔嘀咕了几句，然后丹尼尔对我说，他想请我给他拍张露脸的照片，他还没有拍过照呢。他没拍过身份证照吗？没有，他来自贫民窟，那里很多人都没有身份证。听到这，我感觉心里被人猛地揪了一下。
猝不及防地，多年前刚到广东时没有暂住证出门边找工作边躲避治安队的画面浮现在脑海里。我忙掩饰住那丝一晃而过的慌乱，故作镇定地让奥尼尔往后靠着那面白色的墙壁——我需要一个适合拍照的干净背景。我是在街角转弯处被几个治安队员狩猎般拦了下来的，他们像审问犯人一样来验明我的正身，见我没有暂住证后便没收了我的身份证，让我老老实实地背靠着路边的一堵墙站着，那里已经站了一排人。我忐忑地猜想着接下来等待着我的命运，我听老乡说有人被送去了樟木头收容所。此时刚好一缕阳光从窗外斜射过来，映着奥尼尔整张的脸，那是一张瘦弱却无比清秀的脸。他眨了下眼睛，一根根抖动的睫毛清晰可见，如同聚光灯下的一根根琴弦，正弹奏着一首名叫宫商角徵羽的空灵音符。那天没有太阳，头顶翻滚的乌云预示着一场随时就会落下的南方大雨，我想象着我混在人群中弯腰拱背把手搭在前人的腰间跟着治安队员在雨中缓缓行走的场面。我的手指做着倒数姿势时，奥尼尔的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光，一道玛瑙石般晶莹剔透，仿佛正在说着动人情话的光。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镜头，普通手机的镜头。那帮治安队员手叉着腰，虎视眈眈地盯着街角，等待下一个贸然闯入的猎物出现，他们一定不会看到没有了身份证的我正孤立无助诚惶诚恐的眼神。我赶紧按下了快门。
拍完照，奥尼尔就像一个刚从领奖台上走下来的获奖者一样，脸上带着聚光灯的余光。他虔诚地对我连声地说着谢谢，咧着嘴欢喜地走开了——和一路上那个矜持的他判若两人。他甚至没要求我把照片传给他一张。后来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手机。我怔怔地立在原地，继续盯着那面墙。我离开家乡，一路南下，再背着一张牛皮漂洋过海，走了一万里路，在那声快门的瞬间，完成了一次短暂的回望，对一段无法修剪的记忆的回望。
面前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一米见方装裱精美的画。画面上一只巨大的手正握着一把霍亮的剪刀——那只手上的毛发和毛孔清晰可见，两片闪着金属光泽的刀锋间，是一张印满了美金图案的牛皮。细看那些美金图案，才发现是由无数个微小的若隐若现的牛的图案组成。丹尼尔走到我身边，说，这是他在意大利艺术展上拍下的一幅画。说完，他又指着那两张皮低声问我，这是他们喜欢的样子吗？
我摇着头，噤若寒蝉。我的脑袋变成了一片砂砾横飞的荒原，一万头牛正在奔腾。
四
从韦洛尔返回钦奈市区的路上，快要落山的夕阳像个越来越大的鸭蛋黄，洒着余晖映在倒车镜里。丹尼尔说，今天的落日很美，不拍张照吗？我摇了摇头。车子在拥挤的45号公路上左右穿行，丹尼尔正沉浸在节奏欢快的印度HIPOP中。他一边跟着音乐在方向盘上敲动着手指，一边解释着那首歌的大意：
我见够了生死，
依然爱花开满枝。
我见够了离合，
依然为团聚欣慰。
我见够了昼夜，
依然爱阳光明媚……
他一直单曲播放着那首歌，时不时摇头晃脑地哼唱上几句。我望着窗外，沉默不语，心里仍惦记着那张未修剪的牛皮。我的老板要借由它来争取到更多的鞋子订单，以挽救越来越空的流水线——也许那个新风格的样品只是客户脑子里不成熟的一个概念，哪怕只是随口一说，也足以让处于制造业供应链末端的我们翻山越岭，兴师动众。丹尼尔似乎看出了我的郁郁寡欢，说，我们去一趟贫民窟吧？去一座没有去过的城，看一块更大的伤疤。说罢，他调转本该去市区的车头，一路往北继续驶去。
一条条不知名却又似曾相识的路，延伸着我们的一路颠簸，仿佛没有尽头。
车子穿过一座铁路高架桥时，桥上一列火车冒着黑烟正隆隆而过。铁轨巨大的震动声穿过桥墩，坐在车里的我感觉整个大地都在摇晃。桥墩下面横七竖八地搭着一个接一个的窝棚，有人在空地上用砖头架着铁锅煮着饭。路边几个光着上身的孩童正在玩耍，丹尼尔放慢了车速，掏出了一些零钱伸手递给他们。他们一哄而上，娴熟地接了过去。丹尼尔随即便关上车窗，深踩了一脚油门。时有年老的妇人在路边席地而坐，雕塑般一动不动，仿佛在等待着久未归来的亲人。那被岁月层层包裹的脸颊上，一行深邃的目光看着眼前和时间一样溜走的车辆，也或许什么都没看。我以为我们到了目的地，丹尼尔说这一片是海啸难民区，还不是真正的贫民窟。再往前走了几公里，翻过一道十来米宽的臭水沟，泥浆般乌黑的水面上堆着厚厚一层各种垃圾，一股恶臭扑面而来。丹尼尔把车停在了路边，再往前走，是一条狭窄的小路，车辆已无法通行，我们得改为步行。
这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村落。纵横交错的巷子里密密麻麻布满了低矮的破旧窝棚，用一块块旧木板，旧广告牌，旧布条搭起的窝棚。环顾四周，看不见一间有墙有顶的房子。路边的树干上贴满了一块块圆形的牛粪团，这是当地农村做饭最常用的燃料。偶尔一两根电线在头顶上扯过，它们摇摇欲坠。很少看到有亮着灯光的人家，却时常看见一只只乌鸦一动不动地趴在电线杆或树枝上，用幽灵般的眼睛俯瞰着地面上的一切，偶尔发出几声撕心裂肺般的鸣叫，仿佛是上帝的隐语。
进入巷口一转弯，一个露天的水龙头前,男男女女的人群排着长队，挡住了路。地上跟着人群一路排开着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圆形塑料水壶。一个光着上身穿着长裤赤脚的男人，刚接满两个大壶，一只手动作利索地拎起一个顶在了头顶，另一只手拎着另外一个大壶，转身往巷子深处一摇一晃地走去。再往前走，一片不怎么宽阔的空地上用竹竿搭起的成排晒衣架上，晾晒着无数张清一色的白色床单，在风中飘荡。丹尼尔说，酒店床单的洗晒大半都是他们这些人完成的，说不定眼前的这些就有来自我住的星级酒店。
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吹着口哨，从身旁快速穿过，像突然闪过八九十年代的电影情节。
我们走在狭窄的街道中，两边布满了地摊，小商店，诊所，手工作坊，裁缝铺……路过一个正炸着油饼的摊位时，闻着诱人的香味，我问丹尼尔，那个好吃吗？他连忙拉着我走开，低声说,别在这里吃任何东西，你的肠胃系统还HOLD不住。我们在街角一个贴满了牛粪团的电线杆边停了下来。在牛粪团的空隙里，依稀可见更早些时候就贴上的密密麻麻巴掌大的广告。丹尼尔指着其中的一张说，上面写着一个四十岁的男子要卖肾，四万卢比一个。四万卢比？折合人民币四千左右，在这里可是个巨大的数目，足够一个家庭还掉债务，并每人再买套新衣服。还记得今天那个师傅奥尼尔吗？记得。他就来自这个贫民窟，他只有一个肾。奥尼尔站在阳光下眨着那双宝石般的眼睛对着镜头微笑的情景，如一幅转场的画面切换在我眼前，我忍不住拿出手机，再帮他拍上几张……贫民窟的孩子可以上政府免费的公立学校，他读到初中一直都是个学习很好的孩子。他的父亲靠帮一个雇主养牛的微薄收入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有一次，他跟着牛群在路上往回赶，一辆突然经过的消防车惊吓到了牛群，混乱中他被一头牛的角撞伤了腹部，导致了脾脏破裂。在读书和生存面前，奥尼尔和很多其他贫民家的孩子一样，选择了子承父业，辍学帮那家雇主放牛赚钱养家——牛背上的童年是我冬日暖阳般的记忆，却成了他谋生的手段。他是被手中的书本牵引着和那群牛混在一起爬过一个又一个山坡的，他并不知道读书能改变他放牛的命运——没有人会教他明白这个道理，包括他的祖辈——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读过书，却能熟练地背诵《罗摩衍那》或者《摩诃婆罗多》的某个章节。事实上，放牛改变了他的命运——没过几天，他在山里放丢了一头牛。他找了三天两夜也没能找回来。
当一个四肢健全的人被生活逼得无路可退时，他们能想到的只有贱卖自己的身体，卖血，或是其它。这个贫民窟是远近闻名的“卖肾村”，那条看不见的卖肾网络如同闻到了猎物味道的鬣狗，他们找到了奥尼尔，带着祭司的口吻告诉他，人的身体是一切罪恶的源泉，他的肾便是那个魔鬼。村子里面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卖过肾，他们卖掉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同卖掉自家地里长出的一颗土豆，萝卜，或是洋葱。据说那些肾都被销往了东南亚……
奥尼尔因为一头牛，卖了一颗肾。
我不记得后来丹尼尔又和我说了些什么，我憋着眉头注视着身边这些早上走进阳光照耀的城市，又跟着落下的暮色一起涌入村子，和我们一样鲜活的行人，想着只有一个肾的他们，和那个师傅奥尼尔，又想着他们腰间那道永不消逝的刀疤，我的毛孔一紧，一股透心的冰凉雪崩般弥漫了全身，瞬间抹平了体内奔腾的万条河流。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感觉自己也只剩下一个肾了。
我是在刹那间开始敬畏起来的，敬畏身边每一个踽踽而过的行人，他们光着脚踩在这片古老的年复一年重复着干涸和贫瘠的土地上，留下的每一个滚烫的脚印都是和命运殊死搏斗的印记。
这座七百万人口的钦奈，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是关于一个人或是一张牛皮的隐喻。这里有着数不清的千年神庙，有着一切现代都市该有的时尚和文明，同时也分散着大大小小几十个贫民窟，有着成千上万没有身份来历不明的人。他们在这里世代自生自灭，却分摊着城市里绝大部分苦累脏的工作，比如，洗衣，清洁，缝补，屠宰，搬运尸体……这些摩天大楼夹缝里的低矮窝棚，就像一张牛皮上的一块无法修剪的伤疤，它们和这座城市显得格格不入，却又早已融为一体。它们离不开城市，城市更离不开它们。
那天的太阳是突然掉下去的。黑夜如同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一下子就笼罩住了整个村子，也笼罩着整座城市——或许不是大网，而是一出哑剧落下的帷幕，或是一堵没有长度也没有宽度的墙。我们转了两个巷子，便折回到了来时的入口。几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手拉手围成一圈，穿着短裤校服，扎着统一的长长独辫，抬腿，俯身，在夜色里哼着歌谣跳着不知名的舞蹈。借着微弱的灯光，丹尼尔靠着一堵墙掏出了钱包，我也跟着掏出了所有的零钱，递给了他。他快步走向了那群孩子。我看不清她们的脸，只见她们拉着手很快地聚拢，又很快地散开，像朵午夜绽放的莲花。
丹尼尔转过身，一把拉起我，踩着坑坑洼洼的路，头也不回地跑了出来。
五
回市区的路上，窗外越来越明亮的不断切换的背景，提醒我正从一个世界穿梭入另一个世界。市区林立的高楼，如同一个个庞然怪物，闪烁着耀眼光芒的霓虹是它贪婪的眼睛。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转变让我腹中的饥饿感颓然倒地，我索性闭上了眼睛。我带来的那张牛皮终究会是一张无法修剪的牛皮，我预感这次出差会变成一趟没有结果的例行公事，如果就这样空手回国，显然不是我这趟来印度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老板和客户想要的结果。我正躺在左右倾斜的甲板上，苍穹笼罩在头顶，前方波涛汹涌，看不到岸。丹尼尔忍不住打破了沉默，问我直接回酒店还是去安娜俱乐部。我想着回酒店也会是个不眠之夜，便说去俱乐部吧。他对我狡黠地笑了笑，马上拿起电话打给了我的一个球友Professor——丹尼尔的校友，我在俱乐部认识了几年的安娜大学的哲学教授，我习惯地称呼他Professor。比我年长几岁的丹尼尔，像一个长者，他清楚地窥探了我的内心，他知道我不是要去俱乐部喝酒，而是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球才可以抚慰我的内心。
安娜俱乐部是安娜大学的会员制俱乐部，只有这所大学的毕业生才有资格申请成为会员，是钦奈著名的精英俱乐部。丹尼尔出示他的会员卡，穿过和酒店一样的安检门，我们径直来到了大厅。里面早已坐满了人，他们在音乐声里喝着酒，欢笑声此起彼伏。遇到几个熟悉的朋友，他们早已知道了我会来，起身和我拥抱，热情地打着招呼。
Professor正坐在球房里边喝着啤酒边等着我们，旁边站着打着领结的裁判，球已摆好。他是我在俱乐部难得的球技相当的对手，我们过往的交手都胜负平分。拿起球杆和他握手时，我问了一句从来不会问的话，你猜今天谁会赢？他笑着说，你这样问就已经输了。他指了指球台让我先开球。我挥杆开球，一张布满伤疤的牛皮在眼前倏然晃过。母球撞击红球堆后返回开球区，没有回到我预想的位置，红球堆也四处开散。今天手感有点不好，我心里说。Professor今天一直以防守为主，没有很好的进攻机会 他便不再进攻。而我相反，则一心想着进攻，疏于防守，给他留下了很多进攻的机会。输掉了首局，他说，年轻人，你今天状态有点不对头，打球时什么也不要想。
丹尼尔坐在旁边一直不停地打着电话，他今天也没有点酒喝。
我接连输了两局。第三局时，我越想着进球，球越是不进，连简单的直线球也会打偏。Professor给我制造的那些越来越多的障碍球，在我心里山丘般地凸起，堵成了一道道坎，我的压力越来越大，出杆开始磨蹭起来。老实说，这种状态我已经没信心打了。Professor走到我身边，半开玩笑地说，人生就像打桌球，进不进球都得出杆。勉强打完最后一局，他赢了个大满贯。Professor瞥了一眼丹尼尔，过来安慰满头大汗的我。我挤出一丝苦笑。一直绷在座椅上的丹尼尔起身走了过来，走，我们去喝酒。
他跑出去从车上拿来一瓶我在机场买的蓝带，放在桌子上。瓶底撞击桌面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他赶紧又拿起酒瓶看了一眼，所幸没破。
丹尼尔的反常举动，让我迷惑不解。又有了面条戏法？不，这次不是我，是奥尼尔，那个书呆子。我们刚离开工厂，阿马斯便把所有的师傅叫到了办公室。他坐在足以包裹住他整个身体的沙发里，让站成一排的师傅们无论如何也得拿出改进的样品——他们中间，不乏来自安娜大学制革专业的高才生。师傅们唯唯诺诺地摇着头，转身离去。唯独奥尼尔站在那面墙前，和我一样对着那幅画看了半天。阿马斯看着站成一尊雕像的他，以为他的书呆子病又犯了，走上前呵斥他赶紧回车间干活。奥尼尔指着那幅画说，那是一张没有瑕疵的牛皮，正是客户想要的模样，给他多一点时间或许他能打开那扇门。丹尼尔打开酒瓶，给每人倒了一杯，加上冰块，端起酒杯要和我碰杯。我坐着没动。透过酒杯折射的光泽，我看见奥尼尔伸出手轻抚着画上的那张皮，带着无比的虔诚，仿佛在抚摸神庙里的一幅千年壁画。那是一张原本布满了刺伤、虫洞、疮疤的皮，现在被印满的一张张美金图案遮住了——虽然那些美金是由无数个细微的牛组成。他收回手，缓缓抚摸着腰间的那道十五年前的伤疤，它早已被经年累月的时光几乎抹平，只剩下一道蚯蚓般的印记。他又看了看桌上的那张皮，若有所思起来。当他裹上整洁的外衣，神情自若地坐在酒店的一角端着冒着热气的咖啡，看着墙上的一幅幅美轮美奂的名贵雕画，没有人会知道他是一个来自贫民窟卖过一颗肾的人。当他换上那身满是化料污渍的工装，光着脚，混在一群光着上身的工人里，在闷热嘈杂而又污秽的车间里像头拉车的牛一样来回忙碌，更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沉淫于黑塞诗歌的人。奥尼尔眨着眼睛，看见一只神秘的手在他面前向他召唤，他赶紧从那堆皮里拿起一张，头也不回地转身向车间跑去。我又看见奥尼尔用他瘦弱的肩膀扛起比他身体还重的金属辊轮，踩在布满油污的水泥地板上，他一个趔趄，巨大的辊轮砸向地面，发出了阵沉闷的响声。丹尼尔端着酒杯在我眼前晃了两下。奥尼尔一遍遍地调试着面前的庞大机器，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中的那块皮放入转动的辊轮中，一不小心，那面有着两百公斤压力的辊轮就会把他的手掌轧成一张皮的形状。来吧，Cheers！奥尼尔已经试出了一小块皮，效果还不错，他正在车间里加班多试几次。这时，幽暗的房间里突然变得通亮了起来。Professor握着酒杯盯着琥珀般通透的酒体正连声称赞这是来自天上的琼浆玉液。我这才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一阵灼热之后，口腔中满是酸梅，芥辣，姜黄，还有苦荞的味道。这不是那酒本来的味道。
那瓶酒喝到一半时，Professor还要喝。丹尼尔拿过酒瓶把它盖了起来，说留到明晚再喝。
第二天，丹尼尔陪着我待在酒店里没出门，等待着一个不确定的消息。明天，无论如何我就得回国了。到了下午，阿马斯带着奥尼尔匆匆来到了酒店。他不再怒目圆睁，咧着的嘴角上，胡子一抖一抖地。他带着某种不可言说的仪式感，从容地拆开包装纸，在地板上缓缓铺开了那张皮，又用他那洁白的衣袖擦抹了一遍。那张皮没有一处修剪的痕迹，整张皮看起来却完美无瑕。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睛，赶紧蹲下身，匍匐着又从头到尾看了个遍，就像那几个巴西客户那天看这张皮一样。在确定纹路还是那个纹路，手感还是那个手感，任凭我瞪着一双牛的眼睛也无法看到任何一点点的瑕疵后，我才缓缓从这张散发着迷迭香味的牛皮旁站起身。这真的是一张不可思议，无上上乘的艺术品，它让这家五星酒店大堂悬挂的所有精美壁画都黯然失色——奥尼尔用他那双看似丑陋的手，借助版印工艺，神奇地遮住了一张牛皮上不可避免而又无法修剪的瑕疵，抚平了所有人心底的忧伤，也粉饰了这座城市里随处可见让人隐隐作痛的一个个伤疤。
我恭敬地弯下腰，对他伸出了手。他迟疑了一下，看了一眼阿马斯，才缓缓地伸出右手。那只手的拇指上缠着厚厚的纱布，渗出的血混着碘伏凝固在表面，像朵路边盛开的野菊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