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成败论英雄
一个人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是有环境、时机等等的因素。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想象一下有两个社会：一个社会是由贵族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收入和财富是由出生的偶然性决定了，然后代代相传。第二个社会是英才统治的社会，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不是传统特权的结果而是人们努力和才能差异导致的结果。假设你事先知道你会降落在上层还是底层，如果你是富人你更愿意生活在这两个社会中的哪一个？如果你是穷人，你更愿意生活在哪一个社会？对精英政治的两种哲学批判一种是关乎公正主要表现为大多数当代哲学家都反对社会，应该根据人们应得的东西分配工作和薪酬。另一种关乎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这种反对意见，认为即使英才统治是公平的，但这样的社会也不是个好社会，英才统治会让赢家产生傲慢和焦虑，让输家产生羞辱感和怨恨。
哈耶克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罗尔斯的福利制度自由主义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反对英才统治的理念：即公正的社会根据人们应得的东西来分配收入和财富。哈耶克否认市场收益是对优绩的回报，是抵制再分配要求的论证手段，罗尔斯拒绝承认优绩与应得性的关系是服务于相反的政治立场的，是对富人反对再分配的反驳的方式。尽管当时的主流供哲学拒绝优绩至上的假设，但政治话语和公众态度却坚持经济回报应该与优绩一致的理念.这是因为哲学离世界太遥远，对普通公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没有任何影响吗？还是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的某些特征为公开拒绝优绩至上主义对成功的理解开辟了新的道路？在过去几十年里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们对那些没有分享全球化红利的人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充耳不闻，完全忽略了社会上的怨恨情绪，民粹主义者的反抗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所打造的的优绩至上社会隐含的对人的羞辱。
技术官僚治国与亲市场的全球化：
技术官僚对政治的理解与对市场的信仰紧密相连，即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技术官僚将许多公共问题视为普通公民无法触及的技术专业知识问题。这缩小了民主辩论的范围，掏空了公共话语的内涵，并让普通公民产生越来越强烈的被剥夺权利之感。
市场驱动的社会会慷慨地给予成功人士巨额报酬，从道德上讲，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有才能的人理应得到这么多报酬。
颂扬优绩至上理念，并将其作为核心价值方案，忽视了道德问题，也忽略了一些更具政治影响力的东西：优绩至上的准则所产生的情感无论在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中，在道德上都不受欢迎。在成功者中优绩至上催生了狂妄自大，在失败者中优绩至上带来了屈辱和怨恨。不断强调，要建立公平的邮寄至上，社会社会地位要反映努力和天赋。这对我们解释人们何以成功具有腐蚀性的影响。
制度奖赏天赋及努力工作这一观念鼓励赢家将他们的成功视为靠自己取得的把成功与否都视为衡量优点的标准——而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
何为精英：
精英即社会的成功人士，他们在能力、见识、胆识、财产、文化素养等诸多方面超过大多数群众，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是社会的精华。精英阶层即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背景的成功阶层。优绩主义： 优绩主义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
优绩主义伦理的核心：
是成功是凭藉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可以获得的东西英雄，不问出处，你哪怕出身贫贱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么成功者就应该获得奖项优绩主义，其实本身蕴涵着一种打破固定阶层，让社会流动的许诺。但现实情况是他最终没有实现他许诺的理想。
对优绩制的批判： 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对优绩制的讨论将重返政治理论家持久争论的难题：如何应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自由与平等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资本主义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 第一 优绩制固化了社会阶层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阶层，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的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
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而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无数家庭卷入胶着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第二推行优绩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顶层与中下层之间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形社会”消失了。
如何摆脱优绩主义陷阱：
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陷阱呢？桑德尔建议重新思考公民生活的三个方面：大学的角色，工作的尊严，的成功的意义。
首先，重新评估大学是否应当承担机会仲裁者的角色，大学文凭是获得有尊严的工作与体面生活的必要条件吗？在桑德尔看来，这是危险的，我们应该通过建立更包容和更开放的教育体制来促进机会平等。
其次，我们应该更新工作尊严的概念，并把它放在政治工作的中心。桑德尔认为，一个社会表彰和奖励工作的方式，是其定义公共利益的核心。我们应该记住工作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是对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赢得相应的认可。我们经常假设人们的收入是他们对公共利益所做的贡献的衡量，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误解。
最后在成功的意义方面上的而提出了应当重新讨论优绩的含义。桑德尔同意优绩依赖于运气这种道德上的任意的因素，同时分配正义也可以纳入对优绩的考量，但优绩的概念本身需要重新理解，不是简单地根据市场竞争的输赢，而是要按照对公共利益的道德重要性来界定。
我们还活在一个优绩主义规则的社会，是卷是躺还是悬而未决都直接关系到了一个孩子、个人和家庭的未来，这其中的利弊还需要每个人去权衡、决策和承担结果
作者简介：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Sandel）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索邦大学客座教授，牛津大学博士。桑德尔是社群主义代表人物，坚持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反思公共生活与公民问题，其代表作《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被翻译成27种语言，畅销全球并引起热议。美国政治学会授予其特别成就奖，《外交政策》评选他为“全球杰出思想家”之一。桑德尔致力于“公民教育”的通识理念，他的传奇公开课《公正》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累计听课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也是哈佛大学第一门在网上免费开放的课程。他擅长采用苏格拉底的问答式教学法，通过对极端假设或热点新闻的讨论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公开辩论。桑德尔的教室从校园延伸至全世界，讲学足迹遍及各国，他曾多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