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为生活四处奔波，浮沉辗转，算一算，我除了大西北、西南没有长期生活过，祖国的其它方向我应该都有呆过不短的时间，尤其是九江、北京、哈尔滨这三个地方。
九江是出生地，一草一花一木自是闭眼就会浮现于眼前。北京是求学和最初混饭吃的地方，前后呆了8年多，曾在心里早把它当做第二故乡，相对也还算比较熟悉吧。哈尔滨是小家在的地方，至今在这生活也有10多年了，对它不可能太陌生。
刚到北京时，普通话难为了我好长一阵子。那时开口一整天都讲普通话，于我就如同把一个勉强通过英语四级的学生放到一个纯英语国家生活一样。
人在没有太足够的信心去做一件事时，通常会不由的紧张，初说普通话也如此。本来说的自认为还可以了，碰到那种一遍遍问“án，你说什么？我没听懂”，便悲催了，不紧张也紧张了，越紧张“普通话”说的就越生硬。
虽然我语文成绩从小就挺好，后来还专门学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可是小学一年级教我拼音的老师才小学毕业，初中、高中也只有极少老师会在课堂上用普通话授课，且那普通话还多是“九普”。到今天，很多字带不带后鼻音我依然分不清更说不清，的、地、得，这三个字的用法对我而言仍旧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大学问，每念及此，我常“感激”我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
学习汉语言文学时，所有科目我基本上都是一次考过，唯独《现代汉语》考了三次才过，标注“称”这个字在不同词语里的拼音就像恶梦一般，不清楚为啥每次考《现代汉语》都有这道题，后来我是强强生硬背下来的，考试成绩一通过，“称”在不同词语里的拼音异同在我脑海里便又混沌如初了。想想这出卷的老师，唉，还是不说他算了。
兆林哥知道我的普通话困惑后，为了让我更快的适应在北京的生活，和我约定我俩交流从此都只用普通话，只有回九江和回九江途中我们才说九江话，这样我才渐渐的适应了这普通话的环境。
适应是渐进的，并不代表不会有困惑了。有一次，想让宿舍同事帮把笊篱给我递过来，没把我给憋死，张着嘴咋说咋比划，他们都一脸茫然、纷纷作诧异状神情，他们有来自河北的、陕西的、山西的、河南的、辽宁的，还有北京本地的。笊篱在九江方言叫捞饭瓢，发音lòu fāng piáo，笊篱的方言和普通话差的何止十万八千里，根本就是地球与火星的距离。我脑海里压根就没有装过“笊篱”这俩字啊。
时间一天天过去，总算适应了。然而，物极必反。有一年回九江，从九江回李河的中巴上，我竟然还一个劲的和人说着普通话(碰巧偶遇俩刚从上海回来的不认识的姑娘)，直到发现周围一双双诧异的眼神，才回过味来，顿时羞愧无比。语言是复杂的、奇妙的，虽有中巴上的教训，可是在北京生活的头几年，回九江时，说话说着说着还总是会无意识的蹦出一两个普通话字眼。
杜甫有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90年代初还木有互联网，很多人家里也木有电话更木有手机，遇特别紧急之事会发封电报，除此之外，写信几乎是远距离交流的唯一方式;广播及电视频道也还都木有上天，在北京想多了解些江西正在发生的事和古代几乎木有什么区别，一直难忘有一次在北农大(现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阅报栏里看到有张报纸刊载了一条简讯，约几百字，是关于我们省会南昌的，我硬是看了不下十来遍。
不会说普通话、说不惯普通话，曾经让我自卑不己。今天，会说九江方言却常令我心生慰藉，常感怀。我经过一两年时间练习，普通话工作生活交流早己不是问题，可是那些从小只会普通话的人想弄懂一门方言，没个三五载想都不要想。不同的语言不只是不同的说话工具，更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当年力排众议推行双语制，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便是为了学习、了解、掌握英美等说英语国家的人们的思维逻辑、思维方式。而从小就会一门方言，还远不只多一种思维方式，还常常多了一种历史的积淀一种悠远文化的传承。
今天，九江的小孩从小就都学说普通话了，不知道是国家教育的使然，还是好多有我一样类似经历的家长刻意这样做的。
这些年走来走去，从南走到北，除了澳门人，其它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们我应该都接触过。尤其是一南一北之地的人们，接触的就更多了。关于南北的差异有时常令人捧腹，有时又令人沮丧，有时令人微笑，有时又不禁令人深思。于是，我拿起笔计划开始写一写“从南走到北”的系列文字。
2019 . 07. 11
哈尔滨·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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