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欠下的一点一滴，传感器都会将它们化为实感，压在你肩上。没人能放下背负，只能不断地偿还。

01

你可以想象这么一个世界吗？

大家都尊老爱幼，谦和礼让。男女绝对平等，离婚率极低。霸凌从不发生，无人歧视弱者。老师，医生是最高尚的职业，清洁工也不会被看轻。白天，陌生人们在街上点头微笑，夜晚，不闭户也没什么关系。

感谢我的国家，先是通过武力攻占了每一寸土地，又用智慧给原本属于其他国家的人种划了三六九等，给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打下了基础。

3010年，4月4号，被称为“第三次幸福革命”的“虚债传感器”被发明出来。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素质，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年后，同月同日，我诞生了。我多幸运，生长在一个多好的世界啊，可惜，我想毁了它——在它毁掉我之前。

我叫俊文，姓国，在某个福利院里长大。

小时候院长常常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疆土统一，阶级有序，更重要的是“传感器时代”才刚刚开启，一切都欣欣向荣。

我读历史的时候知道石器时代，知道蒸汽机时代，智能时代，可什么是传感器时代呢？

院长和蔼地摸着我的头，说小瞎子，你很快就知道了。

我七岁那年，被叫去做了一个手术，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是瞎的，有点失望，然后院长温暖的大手就放在了我的头上。

“感觉怎么样？吃点水果吧？”

我点点头，伸出手，碰到两个冰溜溜的东西，是一种叫梨子的水果。

我摸索了一下，选了小的那个，我知道孔融让梨的故事，我也要做个好孩子。

结果院长却把另一个塞了过来。

“吃这个吧，你刚做完手术哩，可怜的小瞎子。”

我心怀感激，咬了一口梨，突然感到肩上一沉。麻醉的带来全身无力的感觉还没过去，别那么一压，我就坐着鞠了个躬。

我听到院长的笑声，好像还有其他人的，不是嘲笑，而是真正的喜悦。

然后他们说，谢谢你，圆了我们的梦。

我的肩膀就轻了，于是我坐正了继续吃我的梨，又凉又甜，还大个，其他的事仿佛都不值一提。

02

而今的我已经离开了福利院，在一家残疾人工厂上班，日子过得还算悠闲。可是在几周前，我却觉得右肩疼得厉害。

是欠下的债太多了吗？

做为一个残疾人，我的确受到的帮助会更多一些，自然也就更容易欠下人情债，为了不被这些好心人“压迫”，我常常在口袋里放一把糖果。把它们送给领我过马路，帮我按住电梯门，提醒我路上有水坑的人。因为我是弱势群体，所以一颗糖也就足以还清这种债务。

可是还有别的原因吗？因为怕眼疾遗传给下一代，身为孤儿也没有传宗接代的义务，我并不打算成家，社交圈也窄得可怜，基本就上班吃饭睡觉。而且由于残疾人工厂时福利单位，我怕欠纳税人的太多，除了努力工作之外，还会主动参与给小朋友讲故事等义务活动。

这样的我，怎么可能欠债呢？

虽是这么说，肩膀却越来越疼了，已经到了快要不能忍受的地步。

可是眼下这周的假已经请完了，若是再请假，就意味着别的工友要做更多的活，这种债还起来就太麻烦了。

于是我就咬着牙忍到了下一周，工友们看我这么难受，却也不敢过来帮我，生怕加重我负担。

一到周末，瘸腿的老李就把我拽上了他的残疾人车，我想挣扎，他却一下子启动加速，我撞在椅背上，肩膀疼到说不出话。

“阿国昂，你忍忍，你这情况不能再拖了，我也看不下去了，你就容我帮你一次吧。”

我没了反抗的力气，把口袋里所有的糖和钱放到了他车上。

并没有更好受一些。

03

医院是收钱看病的地方，所以接受里边的服务都不算欠债，可是疼痛已经让我有点意识模糊了，本能地想要拒绝所有的帮助。

我受不起了。

据老李说，我当众扒开了自己的秋裤，从里边掏出皱巴巴的钱来，伏在地上求医生护士不要过来。以至于后来医生不得不给我打了镇静剂。

“你没被送到神经病院，都是我的功劳！”老李咔咔咔地笑着。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在病床上躺着，想象这个声音粗犷的汉子的相貌，然后跟着一起笑出声来。是七岁之后就没有过的轻松感。

别人告诉我，七岁那年我被装上的传感器并不是国家批准的型号。

事实上，由于怕阻碍孩子的身体发展，国家只有几批儿童版的虚债传感器，再加上家长们都极力反对，那批机器几乎没有出过厂。

在我身上的，是院长的科学家朋友们自己捣鼓出来的“生物版传感器”。即从小安装，传感器根据人体的情况自己调节压力比重，跟随载体（也就是被安装者）一起成长。

医生告诉我，我身上的传感器“进化”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欠别人的债的重量，一部分是别人欠自己的债的重量，好比两堆欠条分别搭在左右肩上，哪个重了都不行。

而我的问题是，付出太多。

他们很快地帮我拆除了原本的传感器，但怕还有后续影响，所以暂时不给我装新的，过了观察期再说。

“好好休息。”医生交代完就走了，随后老李也走了，我咀嚼着医生的话，消毒水的味道飘进我的鼻子里。

我想起我上一次手术完，躺在病房里，也有着浓浓地消毒水味。不同的是，这里没有院长温暖的大手，和冰凉可口的梨子。

03

我猜是下午，因为上次有阳光照在手上的感觉的时候，老李告诉我是下午四点，并抱怨了一下这个破病房很难晒到阳光。

我一个人在病房，听着广播新闻。

说是被装上“生物传感器”的不止我一个，有的疯了，有的颈椎碎裂了，有的还在饱受折磨。

媒体人都很是正直，他们不敢欠公众的。内幕不断被披露出来，后续追踪一条比一条深入。新闻里说，那些私下研发生物传感器的科学家被发现死在家里，头和脚连在一起，像一只虾一样。

有人开门进来，脚步重而慢，不是老李，他只用轮椅，也不可能是医务人员，他们连走路都经过训练，能走出令人安心的节奏感和力度——这也是他们该做的。

04

那人一开口我就知道是谁了。

即使苍老了很多，但语调里的痛苦，甚至颤抖的地方，和他初见时抱着我说可怜的孩子的时候，给小狗主持追悼会的时候，送我离开孤儿院让我一切小心的时候，都一模一样。

是院长。

“俊文……”他像从前一样喊我，我没有像小时候一样回答他，也没顺着声音的方向寻过去拥抱他。

“我是院长呀……”

我抓紧了被子。

“俊文，你原谅我好不好，你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孩子。”

我发不出声音，被子已经被我抓湿了一角。

“你让我留在你身边还债，好不好，我好痛苦。俊文，是我对不起你……给我个机会……好吗。”

我想起这几周来我肩膀剧烈的疼痛，想起这半生的战战兢兢，想起二十几年前手术室的味道，和这里分毫不差。

我松开被单，摸索着，从果篮里拿了两个梨，一沉一轻。

“俊文……”

“拿大的。”

我听的到他痛苦的喘息，和哽咽。

我没有等太久，一只手就轻了。

我心里也空了一下。

咔擦。

我听到咬梨的声音，然后我也吃了起来。

咔擦咔擦咔擦。

声音没停过，我想我们都吃得很开心，一如当年。

梨子很好吃，但很小，我吃完的时候有人进来了，是医生的脚步声，后面跟着老李轱辘的响声。

我拉开窗户，把梨的核放在窗台上，纵身跃出。

这样就什么都不欠了吧。

着地的那一瞬，我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