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没有根的人，我生命的起点是一口老井。
深秋的傍晚，风已经冰凉，夜色逐渐浓郁，乡间的小路上再也看不到人的影子。
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人，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坐在一口老井的井沿边。
那是一口用青砖砌成的井，因为老旧，早已看不出砖的颜色，只看见井的四周布满了霉菌一样的苔藓，苔藓和井壁都是黑绿色。
那口井的水里经常有树枝、树叶和调皮孩子扔下去的麻绳。那麻绳像蛇一样漂浮在水面，常常把猝不及防的女人吓得尖叫起来。
那年轻女人身上穿一件无袖的汗衫，小女孩则是一条肩带很窄的背心，下身没穿衣服。看得出，母子两人都很冷。
年轻女人脸上的泪水汩汩流淌，并伴随着不间断的哽咽声。女孩不知道妈妈怎么啦，只是用一只小手不停地擦去她脸上的泪水。她每擦一次，年轻女人的泪水就会更汹涌地流下……
这个清晰的画面像电影一样，多少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因为那个女人是我的母亲，那个孩子就是我。
这是我对生命最初的记忆，准确地说是保留下来的最初记忆，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会很自然地认为，我的生命是起源于那口老井。
大约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了自己和母亲那晚经历背后的原因。
我的亲生父亲是个十足的二流子，吃喝嫖赌样样不落。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暴力党，平时不管妻女的死活，回到家看老婆不顺眼，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母亲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甚至几天不能动弹。跟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简直是生不如死。
在我两三岁时，母亲实在忍受不住，带着我偷偷地逃了出去，从吉林逃到了山东。
之所以逃这么远，一是怕被他找到，我们母女就再也不能活命，二是因为山东是母亲的老家。
不成想，母亲这一逃，就是一辈子，我也因此成了一个永远没根的孩子，这也成了我这辈子永远无法释怀的痛处。
记得几年前，老公突然问我：“如果你亲生父亲来寻你，你会不会认他？”
“认他？我吃饱撑的？我会告诉他，找个空地，赶快一头栽死算了！他死了，我眼皮都不会翻一下……”
我恨他，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他不是我的父亲，他不过是我和母亲的噩梦和劫难。尽管在我的印象中，他模糊到如一团空气，可是这份仇恨是真实的，每每想起他，都会刺痛我的心。
那时母亲天真地以为，逃脱了恶魔一般的男人，自己就可以活命。谁知到了老家，找到了她所谓的亲人，才发现，根本没人愿意收留我们，除了亲戚们鄙夷和嫌弃的目光，她找不到任何一个容身之处。
人啊，只有落难之时，才能更清晰地看出人性的恶来，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几个亲戚家碰壁以后，绝望的母亲就想到了最后一条路：死。于是抱着我，踉跄着来到了那口老井边。
很多年以后，我经常想，如果不是因为有我，母亲也许早就死了，她不必纠结煎熬，去承受这世间千百般的痛苦。
其实死不可怕，不过是眼睛一闭的事，最难的是活下去。在生活对你关闭了所有的通道，你还不得不选择去活，这份痛苦与心酸对于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来说，是真的难以想象。
我知道，在当时极端绝望之时，母亲选择活下去，全都是因为我。所以才会在老井边坐了那么久，始终没有跳下去。
一直到一个亲戚来井边找我们，母亲也没有拒绝，而是放下尊严，选择跟亲戚回去。
这么多年，我总是在想那亲戚是出于同情和善心来寻我们，还是迫于周围舆论的压力？想了很久，始终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也许是兼而有之吧。可是我多么希望她是出于前者，因为只有经历过生活的凄风冷雨，才更懂得那哪怕一丝温暖的可贵。
从老井回去后不久，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家。
记得有一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亲戚家里多了好多人，他们都叽叽喳喳说着我听不懂的话。
母亲低着头坐在床边，和往常不同的是，她头上包着一个天蓝色的新头巾。我伸长脖子想去看母亲的脸，发现那张脸无波无澜，平静得如一滩水。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在心里好奇着。这时母亲的那个亲戚走过来，往母亲上衣的扣子上系了一根红布条，嘴里说：“妮，那家人过来接你了，你就去吧。从现在就有家了，记得好好过日子。”
母亲想说什么，嘴巴张了几下，终于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围巾拭了拭眼睛，就出了门。我也在中午时，被人带到了那个新家。
有了家的好处就是再不用流浪，生活至少是稳定的。
那个家里有三座房子，正房、东屋和西屋。正房住着大伯、四叔和二姑，他们是继父的兄妹。我们住在西屋，东屋就成了厨房。厨房一共有三间，我们三口人用南面的一间，剩下的两间是他们的。
虽说不大的一个院子，住着大小六个人，却时常显得冷冷清清。
大伯是个光棍，显得有点木讷，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一双眼不停地挤，轻挤几下中间会狠狠地挤一下，让看着的人都感到吃力。
四叔是比较傲慢的人，走路时两只脚明显的外八字，披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好像很酷的样子。他从不给人说话，即使有人给他打招呼，他也只是象征性地哼一声，就算作回应。
二姑年龄最小，她也是个话头极少的人，和另外两个人不同的是，看到人她会不自然地笑一下。
继父除了干活，忙里忙外，也不善言谈。原本作为主人的四个人全都这样，我和母亲也自然会恪守这个家的规矩，尽量少说话。
那时候生活太苦，家家户户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地瓜窝窝头。那东西，除了粘牙，吃不出任何可口的感觉，并且粘在牙上，还很难去掉。
菜食除了夏天有点时令蔬菜，其他几个季节都是吃咸菜疙瘩，不是凉拌、就是放在锅里蒸熟、再或者直接一口窝头一口咸菜……
每到吃饭的时候，看着那一成不变的饭菜，我实在难以下咽，常常是看一眼馍筐子就跑了出去，那时我宁愿饿着也不想吃那种饭。
可是有一天早上，我看到隔壁厨房里的人都端出来饺子，一个个圆鼓鼓的像元宝。
那不是纯小麦面粉做的，那时候麦子还很缺乏，是拿小麦粉和地瓜粉和在一起，煮熟的饺子是浅灰色。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馅的，光看那饺子皮，我的口水都不知道咽了几口。
我眼巴巴地看着那三个大人在厨房里吃饺子，嘴里的口水像洪水泛滥一样往外涌，竟不知不觉就走到那厨房的门口，和他们只隔着一道门槛。
大伯和四叔眼皮没翻一下，继续吃他们的。二姑的一双斗鸡眼嫌弃地瞟了我一眼，恶狠狠地说了一句：“滚一边去。”
她的这句话碰巧被母亲听到，母亲二话没说，从西屋几步就走到我身边，一把提起我的衣服领子，把我拎到屋子里，接着往屁股上就是重重的几巴掌：“叫你馋！叫你馋！还去看不？”
我疼得像杀猪一样哇哇乱叫，母亲一边打一边说：“以后人家吃龙肉也不允许你看，看一次打一次。”
我的哭声引来了在胡同里吃饭的继父，他站在门口看了一眼，没说话又出去了。院子里的那几个人，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吃他们的饭。
我哭着哭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再醒来时，已是中午。见我醒来，母亲忙走过来：“妮，娘打得还疼吗？娘想让你记住，别让人下眼看咱，咱娘俩得赌志气。”
娘的话我不懂，感觉她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但我朦胧明白：虽说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我们根本不是一家人。
自这件事以后，再见到大伯、四叔、二姑，我要么不说话，要么叫一声就跑，不敢也不愿意再多说一句。
年底的时候，爷爷从东北回来了。那天傍晚，我刚走进院子，就看见堂屋里挤满了人，男女老少都有，我发现这群人里面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他头戴一顶火车头帽子，下是一张清瘦白净的脸庞，下巴上还留着一绺山羊胡子。
只见他笑容满面，正和身边的人热火朝天地交谈着。看我进来，邻居大娘说：“大叔，这是三儿的那个闺女，你看长多俊！”
那老头看着我，很亲切地说：“过来，妮，我是爷爷。”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吃吧，这糖很甜。”
我接过糖，并没有马上填到嘴里，可以心里却莫名地很甜。长这么大，从没有人这样对我笑，并且还给我糖吃。
我转身跑到西屋：“娘！娘！你看爷爷给的糖。”我兴奋地把糖拿给母亲看。母亲显然也很高兴：“那你赶快尝尝吧！”
原来爷爷是从东北回来的，这次回来后，就不准备再回去了。
因为初次见面爷爷表达的善意，让我不自觉地喜欢上这个说话慢条斯理的老头。
此后的日子，每次空下来，我都会情不自禁跑到他跟前，想和他亲近亲近。
但是后来我发现爷爷的耳朵不好使，我叫他，他有时能听见，有时又好像聋了一样。
只要没有旁人，我喊他，他的耳朵就聋了。可是当母亲在家或者跟前有别的人，他又会像刚来时那样，很亲热地给我说话。
我想不明白，爷爷的耳朵怎么会这样，也许是他年纪大了的缘故吧。
有一次，我给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没有说话，只是叹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