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正式下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察举制。
察举制的出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大事。因为自此之后，普通百姓有了上升通道，以往的世禄世卿制被彻底打破了。
但同时，察举制的出现也意味着此后近千年的时间里，历史将会进入世家大族的时代。因为察举制的本质是推荐制度。而那些世家大族则可以利用手中推荐的权力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一直到隋唐之前，历史上的世家大族一直层出不穷。很多所谓的千年世家，更是号称“朝代可以随时兴亡，一家一姓却不断断绝”。
直到隋唐之后，随着科举制出现，这些世家大族才逐步消失了。但直到唐朝中后期，世家大族们仍然端着架子，宁可和县令家通婚也不愿意和皇室联姻。唐文宗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况，《新唐书》记载：“开成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连唐朝皇帝都抱怨自己这个皇家都不如一个县令。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覃清正退约，与人未尝串狎。位相国，所居第不加饰，内无妾媵。女孙适崔皋，官裁九品卫佐，帝重其不昏权家。”《唐语林》也说：“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朝臣家子女悉令进名，中外为之不安。上知之，谓宰臣曰：‘朕欲为太子求汝郑间衣冠子女为新妇，扶出来田舍傄傄地，如闻朝臣皆不愿与朕作亲情，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朕家事罗诃去。’遂罢其选。”“琅邪王氏与太原皆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贵，号‘锥头王氏’，太原子弟争之，称是己族，然实非也。太原自号‘钑镂王氏’。崔氏，博陵与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虽长，今其子孙即皆拜第三房子弟为伯叔者，盖第三房婚娶晚迟，世数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礼。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宝应县，号‘八宝崔氏’。宝应本安宜县，崔氏梦捧八宝以献，敕改名焉。程之姨，北门李相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盐铁。程为扬州院官，举吴尧卿。蔚以为得人，竟乱筦擢之任。程累郡无政绩，小杜相闻程诸女有容德，致书为其子让能娶焉。程初辞之，谓人曰：‘崔氏之门，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坚请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宝应诸院取一娣侄嫁之。其后让能贵，为国夫人，而程之女不显。”小杜应当指唐懿宗时宰相杜审权，出身于关中郡姓（韦、裴、薛、杨、柳、杜）之一的京兆杜氏，社会地位并不低，然而仍被崔程所嫌弃，可见其门第观念之深固。
而这一切，从根本上来说其实都源自于察举制的出现。或者更准确一点来说，都是源自于推荐制度的出现。
那么，在汉武帝时期，大家为啥就没搞出类似科举制那样的东西呢？汉朝为什么要采取推荐制而不采取单纯的考试制度呢？为什么汉朝不像隋唐之后的时代一样，直接拿考试成绩作为选择官员的标准呢？
实际上，在汉朝初期的时候，大家其实还真想过要以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早在汉文帝时期，汉文帝就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策论考试。让全国各地有名望的大儒来京城这边写文章，然后由皇帝本人亲自批改。
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后来大名鼎鼎的晁错、董仲舒等人都开始脱颖而出。并且对汉朝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接下来，当汉朝想要大规模推行这种制度之后却很快遇到了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后就成了阻碍全面推行考试，逼得汉朝不得不选择推荐制的原因。
第一个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没有纸。
在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纸似乎价值极低。但实际上，恰恰是这种看似不起眼的东西成了当年阻碍汉朝大规模考试的元凶。
首先，当年汉朝开始考试，从各地选拔读书人让他们写策略的时候，他们提交的文字其实是用竹简和布帛承载的。
这两样东西制作起来的费用都极为高昂。虽然到了汉朝的时候，竹简的制作流程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很多大城市还有专门售卖竹简的店铺。但即便这样，竹简的价格依然要比后来的纸高太多了。
至于布帛，那就更贵了。
今天在汉语当中，有一个词叫做布告。按照目前的解释来看，布告里面的布是一个动词，指的是公布传播的意思。但也有人认为，布告里的布真的也有用布写告示的意思！毕竟，在纸发明出来以前，古代人想要张贴一个告示，要么选择布，要么选择竹简。相比竹简，布更加柔软，也更加容易张贴，所以才会被选择来写告示。
但这种情况也仅仅只局限于重要的告示。如果随便用布来写字，汉朝就算国力再强，也撑不住这个消耗。
除此之外，用布写的书柔软而不易保存。用竹简写的书，虽然保存时间更长一点，但却非常笨重，根本写不了多少字。
比如说成语学富五车，指的是一个人很有才学。读过的竹简可以装满五辆大车。但实际上，如果是用竹简写的书，五辆大车其实真装不了多少东西。如果和今天的纸质书籍相比，五辆大车的书籍估计也就几十万字，也就是一本比较厚的纸质书而已。
总之，在汉武帝推行察举制时代之前，因为没有纸，知识的传播其实是很困难的。要么由老师口传心授，要么花高价购买竹简。反正不管哪种方式，都意味着获取知识的价格足够高昂。而这种价格往往是普通平民无法承受的。
当大多数的普通平民都无法学习知识的时候。就算汉武帝大开考试之风，全面倡导公平考试，那些平民来参加考试也写不出什么东西。只有那些出身高贵，学过很多东西的人才能最终考试。
这样一来，所谓的公平考试就没有了任何意义，只不过是在浪费资源而已。
所以，在纸大规模出现之前，想要举行公平的考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同阶层的人群获取知识的机会本身就截然不同。
其次，如果公平考试，到底要考什么也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然可以说，要先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教材。然后根据教材上的内容，制定考试大纲，最后进行考试。
但问题是，汉武帝时期没有这么完整的知识体系！
汉武帝时期唯一能够参照的就是诸子百家的学问。也就是说，如果汉武帝真的想搞一套教材的话，他只能选择诸子百家的学问。如果要分科目的话，也只能分成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按照不同的思想来编教材。但这样一来，诸子百家的各种思想之间又有相互冲突的情况。也就是说，不同科目之间的道理有可能会截然相反。这样一来，汉朝就很难去编一套系统的教材。
而且，诸子百家当中的很多思想其实不太利于国家的治理。比如杨朱或者墨家的思想就高度自由化，很不利于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诸子百家当中选择出一种最适合巩固统治的思想。然后把这种思想推行成为主流思想，以后再把这种思想的书籍变成教材，再确定考试范围。
但这个工作注定不可能是一天就完成的。
而实际上，历史上真实的进程也确实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就在汉武帝正式独掌大权之后，几乎在同一年，汉武帝同时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后同时开始推行察举制。而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大家不断浓缩改编教材。最后到了科举制出现之后，大家就开始逐渐只靠四书五经了。
而这些工作，注定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在汉武帝时代，也没有这样的基础。
因为没有明确的教材，没有统一思想。想要搞公平的考试基本上就完全不可能。至于说考自然科学之类的东西，以当时的科学水平和生产力来说那就更不现实。
第三，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原因。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汉武帝虽然是皇帝，可以一言九鼎。但他如果想推行一种政策，也不可能做到真正随便说句话，就把这种新政策彻底推行开来。
最好的选择就是制定出来的新政策要符合当时统治阶层的利益。只有这样，新政策出现之后，统治阶层的其他人才会心甘情愿帮忙推行这种新政策。而如果这种新的政策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不符。就算汉武帝强行下令，勉强可以执行。但是想要真正推行全国依然不可能。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全面推行公平考试，这对很多汉朝贵族和官员来说是很不利的。因为这种改革会直接触动他们自身的利益。如果全面推行公平考试，以后这些贵族的子孙后代也得通过考试之后才能做官，这对于他们相当不利。
而且，推行公平考试之后，那些通过考试选拔上来的人才势必会侵占这些旧贵族的位置。这种地位上的侵占，也是很多汉朝权贵阶层无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如果当时汉武帝强行推行公平考试，最后的结果肯定不会乐观。因为下面的统治权贵不买账，这套制度很难全面推行。
就算全面推行，因为没有纸，底层老百姓还是无法通过考核，依然只能由高层贵族通过考试。而因为没有标准教科书，没有统一的思想，考试就变得非常混乱。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汉武帝才选择了察举制，选择了让下面的权贵阶层和官员阶层推荐人才做官。
当然，在设计这套制度的时候，汉武帝也不是没想过那些弊端。所以，后来汉武帝就把整个察举制变成了一套非常系统的制度。整个选拔制度分成了十多个不同的选拔赛道。有专门针对普通底层读书人的，也有专门针对底层官员的……
这些不同的赛道几乎把汉朝所有的读书人都给覆盖了。同时，就算是权贵推选的人，也需要通过汉朝国家规定的考试。如果通不过，就算是被某个世家大族推荐的，依然还是无法做官，甚至反倒有可能给推荐人造成很多麻烦。
如此一来，权贵阶层虽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控制一部分上升通道。但同时，有了这条通道本身，底层百姓就有了上升的希望。这种通道出现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了。
而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随着造纸术逐渐成熟，知识传播的成本越来越低。再加上后来儒家学说开始全面被统治阶层推行，大家确定了基础教科书。所以到了后来的隋唐时期，科举制才终于彻底取代了推荐制。公平考试制度也逐渐成了主流。
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察举制和科举制其实都很落后。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够推行相对公平的考核制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