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明裁判作为古代司法体系的特殊形态，深刻反映了早期社会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与司法实践的结合。除了日尔曼人的水审和我国的獬豸触审，不同文明的神判方式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这一制度的丰富图景。

在古印度，《摩奴法典》记载了多种神判仪式，其中“火审”要求嫌疑人手持烧红的烙铁行走一定距离，若未被灼伤则判定无罪，认为火焰会甄别善恶。古埃及则盛行“占卜审”，祭司通过解读动物内脏的纹路或祭品燃烧的轨迹来决断案件，将神意的解读权牢牢掌握在宗教阶层手中。

中世纪的欧洲，“宣誓裁判”曾广泛流行。被告需在神像前庄严宣誓，若能请来足够数量的“助誓人”为其品行作证，且过程中无人表现出迟疑或恐慌，便可能被判无罪。这种方式将个人信誉与神的权威捆绑，本质上是对社会道德共识的依赖。

我国商周时期，“占卜”是重要的裁判手段，司法官员通过灼烧龟甲观察裂纹来寻求神示，甲骨文中大量“命龟”记录便是明证。而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神判形式更为多样：苗族的“捞油锅”要求当事人徒手从沸油中捞出物品，彝族的“嚼米审”则通过观察嫌疑人咀嚼生米后的唾液状态判断真伪。

这些看似荒诞的仪式，实则是早期社会在证据收集能力有限时的无奈选择。随着文明进步，当人类逐渐意识到理性判断的重要性，神明裁判才慢慢被证人证言、物证等“人判”方式取代，成为司法史上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