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本文参加书香澜梦“父与子”专题写作，参加月江白影组织的好文共读活动】
老实说，我不喜欢杨知寒《荒野寻人》这篇小说，如果不是要写阅读作业，我不会看第二遍。
我不喜欢它的话题沉重，也不喜欢它直白、粗粝的文字表达。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在工作中已经接触太多未加整理、倾泻而出的痛苦，用比昂理论中的概念来说，那是未被心智加工的贝塔元素。
类似的内容都会让我的大脑自主运作，感知并分析，以形成个案概念化，而日常阅读，我希望是轻松愉悦的，所以，倾向于松弛、便于理解的文字。
不过，也正因为作者用文字还原出一种未加修饰的真实感，所以，《荒野寻人》中，少年的“我”呈现出一种逼迫读者看见的力量。
主人公是一名沉默、敏感的青春期少年，因为父母的情感忽视、同龄人的殴打霸凌、老师的否定否认，对关系失望，对规则困惑。
他兼具敏感性与理想化，心智尚未完成整合，遭遇霸凌后，曾寄望于师长的理解和规则的保护，却在现实中一次次受挫。
原生家庭是他精神困境的源头。
妈妈和他很少交流，文中介绍她已然退休，如果不是病退，至少年龄超过五十岁了，但她并没将空闲时间留给儿子。“我妈天天看电视”，“
对电视，比对我和我爸都更亲近。”
父亲酗酒，孙老师上门家访时，他会“大着舌头说感恩老师”，对儿子遭受的伤害视而不见，“天天给人找理由揍我”。
“我”遭受的霸凌，父母非但不能提供任何保护，求助的话还要被父亲PUA——
父亲会抛出一个反问，“为啥不打别人，打你？”并教育儿子“
什么虐待，人都能经受，都能从中获益。”
受害的责任就这么被转嫁到少年身上，所以，“我”这样概括亲子关系——
“我和父母，是身处不同轨道上的人，看着相遇，从没相交。”
对一个孩子而言，明明双亲“在场”，却如同隔着一面冰冷的玻璃，感受不到爱，“我”是双亲俱全的心灵弃儿，可能比真正的孤儿更绝望。
孤儿对爱是怀有幻想，他们的想象里，如果父母在一切都可以不同，但父母俱全的“我”，连幻想的权利都没有。“我”能看到父母的轮廓，触摸不到他们的温度，只感受忽视、冷漠和指责。
所以，是“我”活该挨打吗？不值得被重视吗？不配被爱吗……这样自我怀疑会刻进我们的人格。
家庭无法容纳主人公的痛苦，学校也给他带来二次创伤。
少年曾是语文课代表，作文是他为数不多获取自我价值的途径，孙老师也一度欣赏他。
“我”对这份欣赏有基于现实的理解“交代的事儿我都完成，还能在作文上不掉链子，多次拿年级最高分”，这份理解并不妨碍“我”对“被人看重”的在乎。
转折点发生在他把被霸凌的真实经历写进作文之后。
少年在作文中生动描述出自己被霸凌的经历，“孙老师扯了我的作文，碎片纷飞，在我脚边落下，她认为不诚实会害了我，更害了学校和老师。我怎么能什么都写进作文？挨打，你啥时候挨打了？不实的杜撰等于诽谤。”
孙老师撕碎的是少年的信任，想象中的精神庇护所。
真实的创伤体验被权威判定为谎言，自此孙老师的示好，在少年的感知里都沦为“不实、杜撰，骗人骗鬼的谎言”。
之后的他“任小胡子疯长，身体越来越瘦，精神萎靡，生活也邋遢”，内在世界的崩塌呈现为外在的颓废。
孙老师可以代表一类成人世界中的好人。愿意释放善意，也善于保护自己，有是非观，但对很多事情无能为力。
她最初也许是被迟浩然令人好感的外表所欺骗，也许还有对学生残忍行为的接受无能。当她在课堂上，看迟浩然杀戮一只老鼠的兴奋时，看到“我”嘴边的瘀青时，其实一定程度上，相信了“我”的作文内容。
但，孙老师给出的建议是“都是同学，有啥仇恨，还不是看你不合群”“老师不能替你处理所有事，你爸妈更不行。自己处理问题，对你才有帮助”，还将自己成年后释怀年少伤害的经验，套用到正在承受创伤的少年身上。
“教育的困惑也许从未在她心底消失”，但这份困惑无法转化成对少年切实有效的保护。
而“我”所经历的霸凌，来自一个院里长大的迟浩然。
二人自幼相识，施暴于迟浩然而言是消遣：“打我就像打游戏”，“比老师表扬，比考了好成绩，比被女孩儿在球场外拍巴掌起哄，都还让他快乐”。
“我”试着放下姿态跟迟浩然沟通，“有啥不好的地方，我改”，换来的却只是嘲弄与威胁，“再动，就揍你”。
家庭不保护，老师不相信，暴力反复降临，我得不到任何支持，只能孤独地承受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碾轧——
“迟浩然和一众小哥们儿，当天最后给我屁股一脚，提了个新花样，说你要乐意蹲，一直蹲着往前蹦，直到蹦出我们视线。”
终于，“我”决定采取一种极端的解决方式，筹划买一把枪暴力复仇，“子弹只说真话，废话出不了膛，嗖嗖声带走仇人”。
“我”从男厕墙上记下私枪贩子的联系方式，省吃俭用半年多攒下五百元，前往省会买枪的途中，一场美容院骗局再度击碎“我”的希望。
店家以“全免费排毒”诱他上当，敷完黑泥面膜之后却索要八百元治疗费。“我”电话报警，可警察在电话里给的结论是“做了脸，要给钱”这个看起来合乎世俗层面的规则，却不问前因后果。
“我”再次感受到规则的碾压，“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自不量力。现在我精疲力尽，失去对事态的把握，跟成人世界讲的道理，让我怀念起迟浩然的拳头。拳头打身上挺疼的，可没让我恨自己。”
枪买不成了，复仇计划落空，“我”买下一把水果刀，坐上大巴奔赴荒野，也就是小说开篇的场景。
“我”于黄昏之下翻越护栏，站在广告牌前望向坟包与牛群，幻想自己失踪后世人的悔悟，“非到此时此刻，才有人关注这些日子来，我经历了什么。”
“我”对着荒野里沉默的牛，想象与迟浩然的对话。现实中没有谁能承载汹涌的痛苦，这头偶遇的牛便成了唯一的容器。
“我”在意象中完成了和迟浩然的对峙，看他在一把枪的威胁下软弱和哀求，让他倾听自己被殴打、被家人老师无视，被美容院骗局毁掉的复仇计划。
这场对话的最后，是“迟浩然听我说完，连声嗐嗐，哥们儿真实诚，谁会把枪卖你？五百没让他们骗了，是你逃一劫，虽然逃一劫的办法是你中一计。”
“我”意象中出现的以软弱者、倾听者、安慰者意象出现的迟浩然，是一场心理上的自我和解。
此时，父母来电，父亲“直打磕巴”，母亲也第一次袒露内心无助，“她只是个妈妈，搞不懂我怎么越变越复杂，很多时候她不敢和我说话，怕被瞧不起。”孙老师、迟浩然与同学们自发组队搜寻他。
小说结局是少年转身朝着远处人间灯火走去，搭上回城最后一班大巴，内心“仿佛荒野，十分空荡”。
少年的转身，是对人间灯火的回归，大约，也是一次成人礼的完成。他接受了不被理解的孤独，接受了成人世界的规则，而“十分空荡”的荒野，或许是无数孩子终其一生都无法走出的心灵地貌？
我不喜欢这篇小说的沉重，但必须承认它的意义——
让人们得以窥见少年的灵魂如何被父母、师友一步步推向荒野，成为一个父母双全、却无家可归的心灵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