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6（静心而论2163）：
毒夫被判了三十三年零四个月
今天（9月26日）上午9:30，T国坠崖孕妇王女士的离婚官司在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离婚案因为男方俞某冬在T国服刑，已经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俞通过视频出庭；王女士离婚案一审已结束，法院将择期宣判最终结果；今天庭审持续约3小时，王女士离婚诉求希望彻底解除婚姻关系并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具体财产分配方案尚未明确；最后双方婚姻关系尚未解除，此次诉讼主要解决跨国法律程序遗留问题；因被告在境外服刑，此前送达文书等程序耗时近三年协调解决；有记者了解到，该案为不公开审理。
早在2019年6月9日，怀着孕的王女士在T国一国家公园被丈夫俞某冬从34米高的悬崖上推下去，致其全身17处骨折，胎儿存活，作案动机为骗取保险及继承王女士财产；王女士被人救起后表示自己是被丈夫俞某“亲手推下悬崖”，俞某因涉嫌杀妻，被T国警方逮捕；此前，俞某曾因抢劫、盗窃罪在中国被判有期徒刑12年；这期性质极其恶劣的刑事案件一波三折，终于在2023年，俞某冬因蓄意杀人未遂被判刑33年4个月；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案发生至今六年过去了，两人的离婚手续还没有彻底解决。
据查阅有关方面信息获知，事发后的2020年3月24日，案件宣判被告人俞某冬蓄意谋杀罪名成立，一审被判处终身监禁，俞某冬当庭表示上诉；2021年5月，案件在T国进行二审判决，被告人俞某冬被认定为“无预谋杀人”，并被改判有期徒刑十年；2023年6月，该案三审判决结果公布，被告人俞某冬被判处有期徒刑33年零4个月；同年9月，王女士委托律师向法院提交了离婚起诉书；法院立案后，但一直没有通知开庭的消息。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六年多了，二人至今仍未离婚；其核心原因在于这是一起“国内首例被告在国外服刑的离婚案”，在法律程序、司法协作、送达机制等方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制度障碍。
一是涉外送达机制不畅，程序启动难；由于俞某冬在T国服刑，而中国法院必须依法将诉讼文书送达给被告，才能正式启动离婚程序；但T国并非《海牙送达公约》缔约国；虽有ZT民商事司法协助协定，但缺乏明确的时间规定与送达流程保障，导致送达环节耗时极长，严重拖延诉讼进程；送达过程存在不确定性，一次送达可能耗时数月甚至一年以上，严重拖延诉讼进程。
二是开庭难：无法跨境提审，视频开庭无先例；中国法官无法前往T国监狱开庭；而T国监狱也无法将俞某冬送回中国出庭； 虽然最终法院尝试通过视频开庭方式解决，但这在国内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和程序规范，需要多方协调，进一步拉长周期。
三是取证难：T国判决书需公证认证，王女士的离婚诉讼需以T国法院的刑事判决（认定俞某冬蓄意杀人未遂）作为关键证据；但该判决需经T国方面公证、认证并翻译，才能在中国法院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这一过程手续繁琐、耗时长久，也影响了案件推进速度。
四是俞某冬及其家人有意拖延，提出无理要求，俞某冬曾向王女士索要3000万元“精神和青春损失费”作为离婚条件；其家人长期声称“无能力请律师”，实则早已聘请律师准备出庭抗诉；这种恶意拖延、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也加剧了案件的时间成本。
五是法律无快速解除机制，法院缺乏先例参考，中国《民法典》虽规定“感情破裂”可判离婚，但未对极端暴力（如蓄意杀害配偶）设定快速解除机制；法院在面对“跨国+服刑+无先例”的复合难题时，只能谨慎推进，无法突破程序限制。
无奈的王女士及家人，在听了她的代理律师的推测，若按正常程序，可能要等到俞某冬服刑完毕回国后才能开庭，届时王女士已70岁，她们一度绝望；现在是法治社会，法律的先例总要有第一个吧，只要合理，没有先例可以借此建立先例，只要符合公平正义，这也有利于法律的完善，不能让坏人利用法律缺陷来作恶。
王女士的离婚案之所以拖到现在，不是因为她不想离，而是法律程序让她“离不了”；这起案件暴露了中国在跨国婚姻暴力、司法协作、送达机制等方面的制度空白与制度瓶颈，也反映出程序正义在被滥用时，反而成为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王女士与俞某冬的离婚诉讼属于跨国司法协作缺乏先例，程序陷入“制度真空”，这期离婚案是中国首例被告在国外服刑的离婚诉讼，在送达、开庭、取证等环节均无前例可循，法院在处理案件时面临巨大程序障碍。例如，是否允许视频开庭、如何保障被告权利、如何认定证据合法性等问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如果一天不解除婚姻，婚姻存续期间，施暴者仍享有法律上的配偶权利；虽然《民法典》里规定“感情破裂”可判离婚，但缺乏针对极端暴力（如蓄意杀害配偶）情形的特别条款；王女士的案件显示，即使一方明确构成严重暴力犯罪，法院仍需走完整套程序，无法快速解除婚姻关系，保障受害者基本安全与尊严。
人们都在讨论，法律强调程序公正，但在本案中，程序正义被施暴者利用为拖延工具；俞某冬虽在T国服刑，却可通过拒收文书、拒绝出庭等方式拖延诉讼，而法院因缺乏强制机制，难以推进案件，反映出程序权利被滥用，受害者反而陷入制度困境。
王女士受害这期案件，不仅是一起极端婚姻暴力事件，更是一面镜子，暴露出中国法律在跨国婚姻暴力治理、离婚程序、司法协作等方面的制度性短板；她的经历提醒我们：法律不仅要维护程序正义，更应在极端情形下为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可执行的救济路径；否则，正义不仅迟到，甚至可能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