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幸运，得益于我的职业特性，即便是在不能外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工作。因为疫情的关系，这种远距工作的方式也得到了加速推进。可是这种幸运并不具备普遍性。
此刻坐下来认真思考这件事情时，我已经离开了先前的工作单位。2020年2月4日-2020年7月30日期间，心理援助热线接听时长187小时，接听电话237通。这是我在医院最后的工作统计。记录下来，似乎才真正告一段落。
之前在根据来电特点考虑热线接听工作本质的时候，我曾注意到生活平衡被疫情打破的问题。后来这个特点一直延续到……可能还将延续下去。也许这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正在面对的情形，需要停下来思考的问题，即使出于迫不得已。我认为，若要真正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这种原有平衡被打破的状况就必须得到认真的思考，对于希望获得帮助而拨打过热线电话的人们可能尤其重要。
现在我是相信个体有所谓“使命”一说的，听上去要溢出“宿命论”的感觉。当然，若是命运果真注定并且不可动摇，怕是只有转行这一条路了。这么说令人感到空乏，不知所云的话，那么我具体一点。
对于所谓创业这件事，我始终是心怀忐忑的，为了应对这种忧虑，向人学习成了我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被一本相关书籍的作者说服后，我开始寻找生活里令人敬佩的人物。我知道这种做法看上去有点稚嫩，但是这种时候行动起来本身就很有意义，起码为我提供了思考个人使命的契机。在和一个小学同学就目前的生存状态做比较的时候，我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刺到了，应该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的那种伤害。按照当下关于成功的社会标准，在同学身上我很难找到破绽。生活背景、学业表现、工作成就，皆是如此。因为很多年不联系，我只能了解到这样的程度，但也觉得暴击点数已然足够。创造和自我实现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同学，朋友，但要是在这里停下，不免令人困顿，得出“学习好的总是别人家的孩子”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评论，然后暗自伤神。这是个陷阱，停留于评论，对渴望改变现状的人毫无价值，并且只能在关系中徒增伤害。
现实层面，生活背景更加殷实，资源更加丰富的人们总是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把这个叫做不公平并非不可，我想这也是让人偶尔愤懑的一个原因，毕竟背景总是不可选择的。然而这种公平无从索寻，基础如此。自我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的个人使命。而召唤我的，想必另有他物。或者说，在我设法创造，实现自我理想之前，还有先要必须完成的使命，比如为自己寻找到一个能舒服待下去的空间。当求而不得时为自己创建一个小小的平台，是不是也能将之视为某种程度的创造，即便其中仍有很多回应个人使命的成分。
尊重基础，用力回应自己生命当中的个人使命，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我认为这也是平等的体现，除了生死之外，其中也潜藏着选择是否应对和选择如何应对的自由。显然不容易。甚至常常被人忽略。直到生活里发生了某件突兀的事情，打破了先前在忽视生命基础和个人使命的情况下苦心建立起的平衡。有时候我愿意在工作里把这些突兀事件叫做“节点”。
疫情影响导致的生活变化，比如，停止工作和学习，被迫隔离在家，对个人而言都可以看作是一个节点，将前后的生活形态和内心状态区隔开来。在现实层面我必须要停下来考虑原本的收入结构是不是太过脆弱，可能不足以应对家庭突发事件，在现有条件下是否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在内心世界，也同样需要重新检视自己和他人、家人、朋友，以及最重要的我与自己之间的关系。若是健康，自然不会发现异样的感觉（请排除掉某些严重但没有症状呈现的疾病云云），但也许这些重要的生命基础、生活的起点，特别是内心世界关于各种关系的部分，依旧会被继续隐匿、掩藏、忽视、回避、丢弃在曾经的平衡里，其固有的脆弱性也意味着突兀事件终将保留为个体创造出一个裂隙，由此向个人使命发起回应的机会。为了维持脆弱的平衡而付出的代价，也许有时候就是无论怎么努力都与关系和谐、内心平静以及自我实现失之交臂。
2020年8月2日
于武汉，二楼空调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