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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散文‖风吹故人远去天边
风，是有记忆的。
那年我在江南的一座小镇上，住在临河的一间老屋。推窗便是水，水的那边是黛瓦白墙的人家，炊烟升起来的时候，风就把那些烟火气一缕一缕地送到我窗前。每天黄昏，我都要坐在窗前听一会儿风。风里有船娘的桨声，有孩童的笑声，有邻家阿婆唤孙儿吃饭的喊声。这些声音并不大，但风把它们叠在一起，送过来，送到我这里，像一封极长的信，读不完，也舍不得读完。
后来我离开了那座小镇。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那个黄昏的风。记得它吹过水面时留下的细密波纹，记得它翻动我窗台上那本旧书的书页，记得它把我晾在竹竿上的白衬衫吹得鼓胀，像一个人张开双臂要拥抱什么。那风后来去了哪里？它是不是还在那座小镇上吹着，吹过同一片水面，吹过同一面白墙，吹过同一个空无一人的窗台？还是它早已远去，去了更北的北方，更南的南方，去了一个我永远到不了的天边？
风不知道人的心事。它只是吹。它吹过故人的脸，也吹过陌生人的脸；吹过故乡的屋檐，也吹过他乡的墓碑。它把所有的离别都吹成了旧的，又把所有的重逢都吹成了新的。你在风里哭，它不劝你；你在风里笑，它也不陪你。它只是吹着，像时间一样沉默，像历史一样悠远。
我想起余光中先生写风：“风，是天空中流浪的诗人。”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原来我们一生中遇到的所有风，都是同一位诗人的不同诗篇。你在江南听风，他写的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你在塞北听风，他写的是“北风卷地白草折”；你在海上听风，他写的是“长风破浪会有时”；你在故人墓前听风，他写的是“萧萧班马鸣”——风过处，马鸣萧萧，故人已远。
故人，是生命里一场又一场的风。
二〇〇七年夏天，我在湘西的一座小城里遇见一位老人。他坐在沈从文故居门前的一棵老槐树下，面前摆着一方木桌，桌上摊着一本已经发黄的笔记本，手里拿着一支极细的毛笔，正在往本子上写字。我凑过去看，那字极小，却极工整，写的是“边城”两个字下面，一行一行的注释。
我问他：“您是在注释《边城》？”
他没有抬头，只是说：“我在给翠翠写注释。”
“给翠翠写注释？”
“嗯。”他这才抬起头，眼睛不大，却亮得很，“翠翠在书中一直等着傩送，等了七十年了。我要替她把等待的滋味写下来，让她不要那么苦。”
我愣住了。我读过《边城》，我知道翠翠的结局是开放性的——沈从文只写了一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翠翠的等待，在文学史中悬置了将近一个世纪。而眼前这个老人，他也在等。他等的是谁？是翠翠，还是他生命中某个“也许明天回来”的人？
我问他的姓名。他说：“我姓陈，是一名退休教师。我在这里住了六年了，每天都来写。写完了，就放在故居的门缝里。第二天再来，发现笔记本还在那里，风把它吹到哪页，我就翻到哪页继续写。”
“写了多少年了？”
“六年。”
“那写完了吗？”
“写不完。翠翠的等待没有结束，我的注释就写不完。”
风吹过老槐树，有几片叶落下来，落在他的笔记本上。他把叶子轻轻拈起，放在一旁，继续写。那一刻，我觉得风是从《边城》的书页里吹出来的——它吹过茶峒的渡口，吹过渡船上的翠翠，吹过傩送的船，吹过那个老人六年的黄昏，最后吹到我身上，带着一本未完的注释，和一个终未回答的“也许”。
我离开那座小城的时候，风把老人的字吹进了我的记忆。从那以后，我每次听到《边城》的故事，都会想起那个姓陈的老人。他也许已经不在那座小城了——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但风还在吹。它吹过他的墓碑，吹过他的笔记本，吹过那棵老槐树。风把他的字带到了天边，也带到了另一个人的记忆里——那就是我。
从湘西回来后，我开始留意那些“在天边”的人。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人，那些我们再也见不到的人，那些只能在梦里重逢的人。我发现，他们并没有真的“走远”。他们像风一样，无处不在。他们存在于你突然沉默的瞬间，存在于你一个人走夜路时抬头看见的月亮，存在于你闻到某种味道时突然涌上来的眼泪，存在于你在街上听到一句熟悉的乡音时回头的那一刹那。
他们不在了。但他们还在。
二〇〇八年冬天，我在马来西亚槟城的一家华文书店里遇见一位从汕头来的老人。他姓林，八十多岁，是当地一所华文学校的退休校长。他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立刻握住我的手，用潮汕话对我说：“你先等一下。”然后颤颤巍巍地走到书架后面，搬出一个很旧的铁盒子，打开来，是一叠用红绳捆好的旧纸。
他把纸展开，是一份泛黄的族谱。他说，那是他祖父在二十世纪初从潮汕带到南洋来的，上面记载着林家从明代到清末的世系。族谱的最后一页，粘着一张薄薄的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两行字：“林氏子孙，莫忘祖乡。风自北来，人向南望。”
他说，每年清明，他都会把这份族谱拿出来，对着北方烧三炷香。他烧香的时候，会把窗打开一条缝，因为祖父说过，风从北边来，会把香火带回潮汕。
“我祖父没能回去。”他说，“我父亲也没能回去。我回去过三次。但每次站在祖屋前，我都不知道站在门外的这个人，到底是归人还是过客。我在南洋生，在南洋长，我的孩子也是。但每年风从北边来的时候，我觉得风里有我祖父在喊我。”
他说话的时候，书店外正好起了一阵风，吹动门口挂着的一排旧年画——画上印的是潮汕的老屋、老树、老人。那些年画在风中轻轻翻动，像一册无人翻读的旧家书。
我想起余光中先生在《听听那冷雨》中写：“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林家祖父的那两行字，也藏着一片土。那片土不在纸上，风里，不在族谱里，而是在那一代又一代“向北望”的眼睛里。眼睛闭上了，风还在吹。风把他们的望，吹成了后代的乡愁。
离开槟城的时候，林老送我到书店门口。他指着远处一幢高楼说：“那是我孙子读的大学，他学的是计算机，现在在吉隆坡工作。他不会讲潮汕话了，但他会写自己的姓——‘林’。他每次签名写‘林’的时候，我知道，那两棵树还在。”
那两棵树。林字是两棵树，一棵在南，一棵在北。中间隔着山，隔着海，隔着几代人的风。但那两棵树一直都在，风一吹，叶子就响，像在互相应答。
我后来常想，什么叫“远去天边”。远，不是物理的距离，不是“我在这里，你在那里”的分离。远，是“我再也不能用语言告诉你我有多想你”的那种远，是“你听不见我说话但我还在说”的那种远，是“你在我心里但我摸不到你的手”的那种远。
远到天边。天边在哪里？天边不是某个方向，天边是“思念的极限”。当思念大到不能再大，远到不能再远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叫天边。
故人远去天边。可是，故人真的远吗？他们远去的是身体，是声音，是触感。但他们的气息还在风里，他们的影子还在月光里，他们的名字还在你每一次默念时发出的那个音节的弧度里。
有一年冬天，我去北方的一座小城看望一位故人的墓。墓在一个山坡上，坡上种着松树，风从坡顶下来，穿过松林，发出像潮水一样的声音。我站在墓前，没有说话。我站了很久，久到风声变成了我的一部分。
离开的时候，我回头看。山坡上松树摇动，像无数只手在挥别。风把松针吹下来，落在我肩上。我没有拂去它们。我知道，那是故人送我的最后一程。
那晚我在小城的旅馆里做了一个梦。梦中，故人站在一片空旷的原野上，风吹起他白色的衣角，他朝我笑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向远处。天边有一线光，将亮未亮。他走得很慢，但没有回头。
我醒来的时候，天刚刚亮。旅馆的窗帘没有拉严，有一线光从缝隙里照进来，照在我手上。那光很薄，像一张被风吹了千万里的信纸，终于落在我的掌心。我摊开手，什么都没有。但我知道，有风来过。
烟火里谋生，月光下谋爱，文字里谋心，音乐里谋魂。这句流传很广的话，我是在一列火车上第一次读到的。那时我正在从北方回南方的途中，窗外是不断掠过的田野、村庄、城市。我把那句话抄在笔记本上，然后在旁边写了另一个句子：“风里，我谋的是故人。”
后来我把那句话写在了一篇小文里，发给了我的一位老师。他回信说：“故人不远，故人只是变成了风。”
是的，变成了风。他们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某种“天气”。在你孤独的时候，他们就是那种吹过你耳畔的微风；在你失眠的时候，他们就是那种敲打你窗棂的夜风；在你幸福的时候，他们就是那种从你身后吹来、推你向前走的暖风。
你无法拥抱风，但你可以让风拥抱你。你无法叫住风，但风会一直在你身边。你无法对风说“再见”，因为风从不说“再见”——它只说“我还会来”。
风吹故人远去天边。可天边在哪里呢？后来我不再追问了。因为风知道。
风把你吹向哪里，哪里就是天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