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
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1990年过去了三十一年，我很想念它。
1990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老大哥面露难色，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多瓦等国先后宣布脱离苏联独立，解体的乌云已经提前一年密布红场。
世界各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戏此起彼伏，纳米比亚宣布脱离南非独立、斯洛文尼亚全民公投决定独立；东德西德握手言和、南北也门走向统一。同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我们在和平中成功召开了第十一届亚运会。
“亚洲雄风震天吼”的歌声并没有给首都北京带来太多暖意，乍暖还寒的天气特质加上临近供暖结束的残余热量，人们的身体久违了恣意妄为的舒展。
过去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每个人都不愿再回忆，那一年的春风来得很迟，村头儿的老人说这是啥啥啥那个啥啥啥的，支书上前一步呵斥道“你这是封建迷信”。
啥也不敢说，啥也不敢问，1990年的植树节前夜，我看着学校边上农村地头村支书怒吼的景象后，惊恐着接到老师的通知——“今年植树节我们要种树”。
往年的植树节是不种树的，据说是从大人的工资里扣那么仨瓜俩枣的，统一交付给园林部门用于植树，如果要是穿越回去来看，这简直就是“云植树”的最初模型设计，至少在1990年之前，我对于植树节的概念还停留在这个传说上。这之后的四年，中国互联网借助一根网线第一次向世界发出了“hello world”，而2016年上线的“蚂蚁森林”项目，当时看来已经是多么遥远的未来。
所以老师说种树，我开始是抵触的。毕竟一不会种，二没有树，三不愿在宝贵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时间里荒废大半天儿时间去做仨瓜俩枣就能解决问题的事情，老师一句话就把我噎了回来“这不是简单的种树，这是政治任务，少先队员红领巾二道杠更要带好头儿”，我低头看着自己胸前飘扬的鲜艳的五星红旗，左臂上原本薄薄的二道杠塑料片陡然间千钧之重，压得我那颗自私自利的小心思，惊恐得无处躲藏，随意找了个地缝，倏的一声不见了踪影。
1990年3月12日，冷，特别冷，今天我们植树了。
如果我坚持写日记，那天一定是这样开场的。接下来我会感慨万分地记录——植树节一到，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首都北京一路向东北五个小时火车车程的边塞重镇，风真的就不一样了，抽在脸上温柔了一些，像是实施掌嘴酷刑的人，由莽撞汉张飞变成了母夜叉孙二娘，虽然都是练家子，但毕竟多了几丝女性的温柔，这样的风一吹过来，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
心是万物复苏的，脚下的土地，依旧冻得梆硬，走上去特别的硌脚。
老师多少还是心疼我们的，待到日上三竿，一天中最暖和的中午，我们擦了擦嘴边的饭粒子、抹了抹袖口的西红柿汁，整了整胸前的红领巾，小棉袄大棉裤撑得臃肿的身材挡不住革命小将的朝气蓬勃。
操场上，所有同学集中在旗杆下，听老师训话，听校长做动员，听园丁爷爷给我们讲种树要领，但是我们一个字也没记住，耳边呼呼的风声带走了我们所有的思绪，和温度。
不到半个小时，整个队伍已经接近松散，每个孩子都在左右垫步地汲取着热量，两只小手合拢着放到嘴边，气运丹田呼出一口暖暖的哈气，手心是热乎的潮湿的，手背是冰冷的干燥的，嗖嗖的小风看不惯地哧溜哧溜沿着后脖领腮帮子手指缝划过，把所有裸露的皮肤统一到寒冷的温度，顺便还勾出了大鼻涕。
老师见此情景也实在撑不住了，大吼一声“开始吧”，转过头去掏出手帕呲呲呲地擤着大青鼻涕。
学校大门外，左右开列，每隔三米边用白石灰画着十字架，每个十字架的第一象限上放着镐头，第二象限上放着铁锨，第三象限上放着水桶，第四象限是空的，并没有树苗。每个十字架周围规规矩矩地排列着四人小队伍，每个小队伍第一个人就是小组长，每个小组长都戴着红领巾，每个红领巾都鲜艳无比，迎风飘扬。
而我，作为戴着红领巾的二道杠，迎着凛冽的寒风，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距离学校大门最近的第一树坑位置的小组长位置上，面向首都北京的方向，只等首长乘着敞篷汽车，一路喊过“小同志辛苦啦！”
——“为人民服务！”
那个年代，劳动真是无师自通的事情，至少比起黑板上的方块字和二元一次方程式，抡镐头踹铁锨这些基础体力劳动的标准动作，我们简直是清一色一百分看齐。
毕竟多年来耳濡目染的影视剧书作品里，没有什么“三小吱”，没有什么“火箭少男少女”，数理化之外就是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背影，是工人叔叔赶英超美的争分夺秒，什么是镐头，哪个是锄头，铁锨怎么发力，钉耙除了给二师兄打架用还能在哪派上用场。
学工学农是父辈们的必修课，但至少在我们这一代还能算是个选修课，往后的八零九零后，估计就是属于历史课的范畴了，倘若是零零后一零后，基本这些铁器的使用要在大学考古系里才能略闻一二了吧。
挖一个能把小学生埋下半人高的坑，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学生来说，个把小时的事情，即便是凛冽寒风下的冻土层，也没有额外消耗我们太多体力和时间。一节课的功夫，所有的十字架白灰线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小撮黄土，和一个能把小学生埋下半人高的坑。
我们小组在那天所有植树的将近四五十个小组中，是最特别的一个，因为我们挖出的，不是黄土，是白石灰。
是的，你没有看错，是白石灰。究竟为什么我们能在距离学校大门不到五米远的地方挖出一个石灰坑，谁也给不出答案。我们左右两个邻近小组，都是屎黄屎黄的土坷垃，铁锨一拍碎成黄土渣，只等树苗栽下掩埋浇水完成植树。
而我们，四个小脑袋瓜儿加上老师、校长、园丁三个大脑袋瓜，围在坑边，我坚信，那一瞬间倘若坑底有一台照相机，九十年代最伟大的当代艺术宣告完成，名字嘛，就叫——诶？
三十多年过去了，经历的事情、学到的知识、见到的人间光怪陆离也多了，我个人分析多半是学校建设收尾的时候，施工队最后偷懒，直接把一车工程垃圾白石灰埋在这里，他们算是拍拍屁股领薪水去了，丢下七颗大问号的脑袋戳在树坑边各种纠结。
再挖一个吧，集体行动要求步调一致，一会儿又要集合开总结大会，况且事先都是拜托地质勘探队的叔叔阿姨辛苦测量保证绝对间隔一致的树坑定位，换个位置绝对是乱了龙脉一样的大不敬，所以三下五除二、二一添作五、三七二十一，就这样吧。
剩下的事情很简单，对于我们这个小组来说更像是行尸走肉般地完成。双排座大汽车拉来一车树苗，园丁爷爷带着两三个青筋四棱子的哥哥把一个个树苗连同根部一大包养料土，安稳地放到每一个树坑里，我们迅速地回填，踩实，再回填，再踩实，最后打上两桶水小心翼翼地浇好，围着树坑隆起的一圈土包圈阅着春寒料峭下的一汪儿清水，旋即化作了湿润，太阳落山之时，我们结束植树活动，每个小树坑上，已经泛起白色的冰碴。
两年后，就像被打落一颗门牙一样，我们的学校右边二十颗树苗茁壮成长，左边十九颗树苗努力向上，我么那组在石灰坑里种下的树，没有挺过“盛夏的果实”，早早地“秋天不再来”。
我所有关于植树节的美好记忆，都在这里了，无论如今在蚂蚁森林种下多少棵树，在我截至如今的不惑人生里，属于我的树，有且只有一棵。
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树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