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红薯
怡墨成华(湖南)
国庆的阳光像一匹洗得发白的蓝布，轻轻覆在湘南的丘陵上。我回故乡三天了，每天听着老母亲在堂屋里拖沓的脚步声——那声音迟疑、缓慢，像一根旧麻绳在地上一下一下地拖。
母亲八十四了。耳朵是七十岁那年彻底坏的。起初还能借助听器听些模糊的响动，后来连那玩意儿也成了摆设。如今跟她说话，得凑近右耳——左耳早已全聋——把每个字拆开、放慢、提了嗓门喊出去，她才从唇形和残余的声感里，拼凑出意思。更多时候，她看着你的嘴一张一合，像看一条离水的鱼，眼神里浮着歉疚的笑，仿佛听不见，是她犯了什么错。
那天早晨，她从厢房樟木箱底翻出两只编织袋，又翻出捆稻草的塑料绳，一齐堆在堂屋方桌上。然后拄着那根磨得发亮的枣木拐杖，走到我房门口，用杖头轻轻叩了三下。
我开门，她仰着脸看我，眼睛在皱纹的沟壑里闪着光，像山涧里偶然照进的一束亮。
"红薯，"她大声说，声音却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该挖了。"
我愣了一下。国庆才十月，红薯通常霜降后才收，但今年秋旱，叶子早就开始泛黄。我凑近她右耳喊："现在还早吧？"
她摆摆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的日历纸——那是她让隔壁小学的老师帮写的，上面用红笔圈着"寒露"两个字。"节气到了，"语气不容置疑，"再迟，老鼠要搬家的。"
我知道她的固执。去年我寄钱回来，让她别种地了，她嘴上答应，开春却偷偷把屋后荒了两年的半亩坡地翻了，种上红薯。薯苗是村东头老刘家讨的，紫心品种，皮薄心红，是她年轻时最擅长的。她一个人挖穴、浇水、施肥，用塑料薄膜覆着保温，苗活了又逐棵松土。我五一回来，看见那半坡绿莹莹的叶子，心里又酸又涩。她站在地头，得意得像个孩子，大声说："你看，长得好！"
母亲从柴房角落找出一根扁担。那是父亲的遗物，桑木的，两头包着铁皮，用了四十多年。父亲走后，扁担靠在墙上，渐渐蒙了灰、结了蛛网。母亲用围裙角仔细擦，铁皮上的锈迹擦不掉，她便蘸了唾沫反复蹭，直到露出底下暗沉的金属色。
"你爸挑过的，"她把扁担递给我，"结实。"
我接过来，粗粝而熟悉。小时候跟着父亲去交公粮，他挑着一百多斤谷子走在田埂上，扁担吱呀吱呀地响，像一支古老的歌。我在后面追，他从不回头，只把脚步放慢些，让我能跟上。如今这扁担传到我手里，两头空着，却觉得有千斤重。
母亲把编织袋叠成小块，用绳捆好，塞进我挎的竹篮里。她自己背一只旧背篓，竹篾编的，边缘磨得发了毛。我们出门时，隔壁三婶正端着碗坐在门槛上吃饭，看见我们，扯着嗓子喊："婶子，去挖薯啊？"
母亲没听见，继续往前走。我替她回喊："是啊，去坡地！"
三婶摇摇头，对我使个眼色——你娘真是闲不住。我苦笑一下，跟上母亲的脚步。
故乡的路还是那条土路，只是拓宽了些，能过三轮车了。路边野菊花开得正好，一蓬一蓬的金黄，把空气染得微苦。母亲走得很慢，拐杖点地的声音笃、笃、笃，和着她沉重的喘息。我几次要扶她，她都推开我的手，指指前面——她还能走。
坡地在村后半山腰，约莫两亩，早年生产队分的。这些年村里人种地的少了，年轻人都去了广东、浙江，地荒了大半。母亲这块坡地夹在几丛野灌木中间，倒像一块固执的补丁，钉在日渐萧瑟的山坡上。
到了地头，母亲放下背篓，扶着一棵矮小的野柿子树喘气。我环顾四周，红薯藤蔓褪了盛夏的浓绿，变成一种疲倦的褐黄，像老人手背的肤色。叶子稀疏了，露出底下垄起的土包——那是红薯在地下膨胀的痕迹。
母亲缓过气，便开始指挥。她指给我垄沟的位置，又比划下锄的深度——不能太深，伤了薯皮藏不住；不能太浅，一锄头下去红薯要裂成两半。她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见，但从口型能辨出是些老辈子的农谚："深栽洋芋浅栽姜，红薯栽到皮皮上""霜降不挖薯，一天少一斤"。
我脱了外套，抡起锄头。土是沙壤，疏松，一锄下去翻起一大块。藤蔓缠成一团乱麻，我得先用镰刀割开，才能下锄。母亲蹲在旁边，拿一根细木棍，把我翻出的土慢慢拨开，捡出红薯，轻轻抖落根须上的泥，再按大小分堆。她的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是年轻时风湿落下的，如今动作迟缓，却极仔细，像在收拾什么易碎的瓷器。
第一锄下去，我便挖断了一个红薯。紫红的薯心露出来，白色的浆液渗出来，像一道伤口。母亲看见了，心疼地咂嘴，把那半截捡起来，用围裙擦了，放在一边。她凑近我耳朵喊："慢些，慢些，红薯娇气呢。"
我放慢动作，顺着藤蔓根部下锄，再轻轻撬起。一窝红薯露出来了，大的像成年人的拳头，小的像孩童的拳头，挤挤挨挨连在一起，像一群依偎的兄弟姐妹。母亲眼里放出光来，嘴里不停念叨，我虽然听不清，但知道那一定是夸赞——她种了一辈子地，最骄傲的就是地里的收成。
阳光渐渐移到头顶，晒得人后背发烫。我脱了毛衣，只穿一件单褂，额上的汗还是流进了眼睛。母亲从背篓里摸出一个旧军用水壶递给我。我喝了一口，温热的白开水，带着淡淡的铁锈味。她自己也喝了一口，然后坐在田埂上，望着远处的山峦出神。
那山峦是浅褐色的，秋草枯了，露出岩石的肌理。山坳里有几株枫树，叶子开始红了，像谁不小心打翻了颜料。母亲望着望着，忽然转过头来，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满足，有疲惫，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也许是回忆，也许是告别。
中午时分，我们挖完了大半垄。红薯在田埂上堆成几座小山，按母亲的分法：大的、中的、小的，各一堆。小的她也不舍得丢，说可以晒成薯干，或者喂鸡——她养的那几只芦花鸡，是她另一个骄傲的源泉。
我们从竹篮里拿出午饭。母亲准备得很简单：几个煮红薯，一碗腌辣椒，还有两个咸鸭蛋。红薯是去年的陈薯，在灶膛里煨熟，皮焦黑，心却绵软甜润。我剥开一个，热气腾上来，模糊了眼睛。母亲看着我吃，自己却不急着动口，只是把腌辣椒往我面前推了推。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那时生产队的红薯地是集体劳动，母亲总是天不亮就出工，把我放在地头的箩筐里，用一件破棉袄垫着。我醒来，看见满天的星子，听见远处锄头的声音，便哭起来。母亲赶过来，从怀里掏出一块煨红薯塞在我手里。那红薯总是温热的，带着她的体温。我啃着红薯，看她在月光下劳作的身影，渐渐又睡去。
"想什么呢？"母亲拍拍我的肩。她虽然听不见，却总能察觉我的出神。
我凑近她耳朵，大声说："想小时候，你给我红薯吃。"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皱纹像水波一样漾开。"那时候穷，"她说，"红薯是救命粮。现在好了，你们不爱吃了。"
我摇摇头。不是不爱吃，是吃得太容易，忘了那滋味里藏着什么。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红薯卖，山东的、海南的、越南的，包装精美，却吃不出灶膛里的烟火气，吃不出母亲怀里的温度。
下午的活计轻松些，主要是把红薯装进编织袋，用扁担挑回去。母亲坚持要帮忙，她把红薯一个个递给我，我在袋里码整齐——大的在下，小的在上，这样受力均匀，不会压坏。两只编织袋装满，又用背篓装了一篓，那是母亲自己要背回去的。
我挑起扁担，试了一下，约莫一百二三十斤。桑木扁担在肩上吱呀作响，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母亲背着背篓走在前面，背已经驼了，背篓底部几乎擦到脚后跟。她走得很慢，却很稳，拐杖偶尔点一下地，像在给某种古老的节拍打拍子。
下坡时，我赶上去扶她。她不让，指指扁担，又指指自己的背篓——各走各的，别摔了红薯。我只好跟在她身后，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在秋风里飘动，像一蓬干枯的芦苇。
路过村口老井，几个老人坐在槐树下晒太阳。他们和母亲年纪相仿，有的更老些，已经认不出我了。母亲停下来，和他们比划着说话——她的手势很丰富，是多年失聪练出来的。他们谈论收成，谈论天气，谈论谁家的儿女回来了。我看见母亲的手在空中划着圆圈，那是在形容红薯的大小；又竖起大拇指，那是夸她的儿子能挑能扛。老人们纷纷点头，朝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我赧然立着，知道这赞许里有多少是母亲夸大的成分。
回到家，天已擦黑。母亲点亮堂屋的灯，十五瓦的节能灯，光线昏黄如豆。她把红薯倒在堂屋地上，继续分拣：完整的、擦破皮的、挖断的，各归各处。破皮的优先吃，完整的可以存到明年春天。
我烧了一锅热水，让她烫脚。她坐在矮凳上，把脚伸进盆里，满足地叹了口气。我蹲下去，看见她的脚——变形得厉害，拇指外翻，趾甲厚而黄，脚底厚厚的老茧裂着几道口子，像干旱的土地。这双脚走过多少路？种过多少地？挑过多少担？我算不清，也不敢算。
"妈，"我凑近她耳朵，"明年别种了，我寄钱回来。"
她抬起头看我，眼神忽然清明而锐利。"我种我的，"她说，声音不大，却很坚定，"不要你的钱。你回来，有红薯吃；你不回来，红薯也在地里长着。"
我哑然。原来这红薯不是种给她自己的，是种给我的，种给一种她无法言说的牵挂。我一年回来几次？一两次。每次能待几天？三五天。可她要把一整年的等待，都埋进这半亩坡地里，让红薯在土里慢慢膨胀，像她的思念一样，沉默地、固执地生长。
夜里，我躺在床上，听见母亲在隔壁房间咳嗽。她的肺不好，秋凉便要发作。咳嗽声断断续续，像一根游丝，在黑暗里时隐时现。我起身想去给她倒水，却听见床板响，然后是拐杖点地的声音——她自己去厨房了。
我停在门边，看见她佝偻的身影在堂屋里移动。她没开灯，凭着几十年的记忆，准确摸到水缸，舀一瓢水，坐在灶前矮凳上慢慢喝。月光从窗棂漏进来，照着她花白的头发，像一层薄薄的霜。
她喝完水，没有立刻回房，而是走到那堆红薯旁边，蹲下去，一个一个地摩挲。动作很轻，像在抚摸熟睡的婴儿。然后她拿起一个最大的红薯，举到月光下端详，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见，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在说：这个好，留给儿子。
回城那天，母亲把两只编织袋的红薯都塞进了后备箱。我留了一半给她，她不肯，硬要全给我。"城里贵，"她说，"自己种的，甜。"
车发动时，她站在村口老槐树下，拄着拐杖，朝我挥手。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嵌在黄褐色的山坳里。我开了很远，还能看见她在原地站着，像一株扎根在土里的老红薯，把藤蔓伸向远方，却再也离不开这片土地。
高速上，车流如织。我打开车窗，风灌进来，带着汽油和尾气的味道。忽然想起母亲田埂边的野菊花，那种微苦的清香，此刻竟觉得奢侈得像梦。
后备箱里的红薯随着车身轻轻晃动，发出细微的摩擦声。我想起她摩挲红薯的样子，想起她花白头发上的月光，想起她说"红薯娇气呢"时的神情。原来娇气的不是红薯，是她藏在皱纹里的爱，是她沉默的、听不见的、却从未停止的呼唤。
下一个国庆，我还要回来。不管她听不听得见，我都要凑近她的耳朵，大声说：妈，我回来了，挖红薯去。
这声音要足够大，大到能穿透岁月的耳膜，大到能让她在每一个秋天，都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