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觉得，一件事，总有它非黑即白的定性，其实不然。很多事都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又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很显然，如何调节就尤为重要。
学完《失街亭》，在思考情和理的冲突时，我想到了这样一部电影：《我不是药神》。
相信对于这部电影大家都挺熟悉，本是不起眼的神油店老板程勇，在看到国内天价药与老百姓的普遍需求不相适应时，无奈之下非法走私该药。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只要嫌疑人有主观故意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不管是否牟利，是否发生实际人身伤害。而且程勇的行为已构成倾犯他人知识产权。从这个角度看，程勇犯法，本应当入狱坐牢，但法官没有这么判，因为程勇的行为确实让许多中国家庭受益匪浅。
我看到很多人说：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我们要坚持理。说的容易，但深入想想，有“情”未必就没有“理”，“理”在最初就是为了“情”。“法律不外乎人情。”意思应该就是指法律与情理不是完全对立的两个事物，在法律和人情发生冲突时，不但要平衡法律的权威性，而且要照顾人情的可操作性。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定分止争，法理也是情理的一种体现。一部法律的制定，必然离不开基本的常理、情理的支撑。（有参考其他文献）
《我不是药神》中对于程勇的判决，大概是一种介于情理平衡点的状态，并没有因为他让中国家庭受益而不对他处罚，也没有因为他违反法律而对他处刑过重。所以，在处理情理冲突时，并不是一定要坚持理，而应该谨慎做出抉择，让情得到安抚，让理得到解释。
而回到最初所学的《失街亭》，诸葛亮在痛哭之下无奈将马谡送到鬼门关，从这件事来看，诸葛亮没有因为马谡和自己关系好而手下留情，难道他就没有考虑“情”吗？不是，很显然，诸葛亮也是平衡了情和理才做的决定。马谡自以为是而失了街亭，本来马谡就应当为这件事负责，况且街亭至关重要，军中的事可不是开玩笑的；而且诸葛亮如果不斩马谡，从此以后的军事行动，将不再受其他士兵信任。权衡之下，斩杀马谡也符合情理，因为此处的“情”仅关乎诸葛亮和马谡两个人，但“理”关乎整个国家存亡安危，任重道远。
“理重于情”，也要“合情合理”。说的容易，谁知背后，当事人要经历多少内心的挣扎，才能拥有情理之中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