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吴天明导演在2014年3月的骤然离世，惊动了整个中国电影界。
作为电影界的一位名人，被报道乃至被关注顺理成章。然而，多数的报道都显得很有趣：
受众很难看到这个似乎早已不在公众视野的“名人”究竟因何而名？在这些报道中，人们看到的是“目前最熟悉”的名人对他的评价，之后或者之前罗列一些在任何搜索引擎上都可以找到的“业绩”——那些准备在微博、微信、网络平台上点蜡烛发言从不缺席的人可能并未看过他的电影——很多并不准确，但就那样一直挂着了。其实也对，时代毕竟不一样了。除了业界、除了和他感情甚笃的、除了不可回避的记录和数字，吴天明早已“消失”了。个中缘由，除了时代的自然规律，也有不可言说的早晚都不重要的历史背景。
可是，如果你喜欢电影、甚至还喜欢中国电影，吴天明则应该被铭记。
2、吴天明是一位电影导演。
他首先应该因此而被铭记，他拍摄了多部带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至于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一批的国际奖项（不是“冷战”时期中国电影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那些记录），更是撑开了那个时代中国电影短暂辉煌的序幕。
吴天明是一位电影制作人。这是当下流行且通俗易懂的叫法，他因之而创造的功绩更应被铭记。
三十年前，他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是西影的党委书记兼任厂长。这期间，他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是中国最令人关注的专业机构之一，因为这个机构生产出了后来被写进世界电影史的绝大部分中国电影。那些被西方影评人津津乐道的“第五代导演”，当时只能一部分在广西、一部分在陕西，拍摄出作为一个群体至今无法超越的作品，直至成为一种现象——连参与者本人也无法超越的现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这个国家文化最繁荣的时候。电影是重要的代表，而吴天明是那个时期的一杆旗帜。
……
吴天明还应该有其他的身份，用来写在墓志铭上，但是目前不会有了。那可能也是他慢慢淡出公众视野直至销声匿迹只存在于教科书或者电影史上的原因？至于那些不能被张扬的故事，可以呈现他完整人格的故事，将作为一种记忆留存，希望不会遗失。用他自己的话说：
“你可以留资料，将来等我死了，你们可以用。”
3、所以，我们讲几句吴天明小时候的故事吧。
这样的故事，可以让喜欢他、关注他的人多一份了解的乐趣；让不知道他的人多一份饭后的谈资。况且，是他自己讲的；况且，是跟电影有关的——是有感情的真实故事。200
2008年夏天，北京木樨地的“职工之家”。
69岁的吴天明接受了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仅有的一次采访。
镜头前的吴天明，是一副中年人的模样，虽然那时他已近古稀。皮肤黝黑，光头，爱笑，表情丰富，声音有劲儿，中气十足。
吴天明原来抽烟，应该还抽得挺凶。接受采访时他说，他已经戒烟很久了，具体说有十四年零五个月零二十五天了。
那是1994年1月25号，他又回到北京的日子，一个记忆深刻的日子。
“我那一天戒的烟，我带了6条‘蓝剑’（注：KENT一种）。那一天晚上所有人都在抽烟……我点了一根就咳嗽得不行了，后来我就拧灭了。当时一想不抽了，第二天我就把那些烟就送给他们了。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一根烟都不抽。”
接受采访时，他的开场白是：
“我就是记忆力不行了，人一上65以后，记忆力不行了。我现在一天记两个英文单词，记了第二天就忘，赶快复习。（大笑）”
真是一个有趣的老人——然而你看他当时的样子，跟“老人”这个词儿八竿子打不着。那就是个抄起筷子还能再咥两碗“疙瘩面”，然后“哐”地一下撂下碗筷，说“走，开工了”的西北汉子。
“……我从上小学开始，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不务正业，数理化都不行。好文艺，好体育，历史地理都背得特熟；体育健将，学校凡是搞文艺晚会都离不了我。……后来到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上电影了，每一个周六都去看，别的事不干。那时候走路，来回二十多里路，去一次看两场电影，反正所有的一个星期的零花钱、早点钱都攒下来去看电影。”
这段故事他应该对外界说过不止一遍，相信他每次说都特别兴奋。这样的事情确实不容易遗忘，也不愿意遗忘。
“我记得好像是1959年冬天，就是有一部苏联电影，就是杜甫仁科写的剧本，杜甫仁科去世以后，他妻子给他拍出来的，叫《海之歌》。当时主要是中国电影，苏联电影也有，但并不是很多，其他国家的电影没有，外国电影就是苏联电影。这部电影是宽银幕。当时西安市，第一个宽银幕电影院就是在我们学校路口，西七路路口和平电影院，刚开张不久。后来我就买了这个票进去了，看了一场没看懂。”
吴天明是逃学去看的这场电影，然而竟然没看懂，没看懂就心不甘。也是，逃学出来、花早点钱，好不容易看场外国片、还是彩色的！还是宽银幕！！然后却看不懂！！！
“所以就是想再看，没钱了，钱不够了，当时是两毛五，宽银幕，一般电影是两毛， 那个是两毛五买一张电影票，结果那一次就剩了几分钱，当时我就想钻厕所里头不出来，又怕人家逮住了不好意思，后来跟着人群就出去了。出了电影院门口，就想办法怎么弄，怎么还能再看。”
接下来就是那段记者们大约都喜爱、现在在网上搜索也能找到的、很适合励志的细节了：卖鞋换电影票。
“我脚上穿了一双我母亲新做的棉鞋，冬天嘛十二月份，鞋底上的白灰、白粉都还是新的。后来就想把这个棉鞋脱下来了，提在手里头。不好意思喊叫，就是谁要鞋啊，不好意思喊不出口来。后来发现街道对面有一个绱鞋铺，我就跑过去了，说把这鞋卖给你，当时我就光脚丫子。人家说你这娃，冬天你把棉鞋卖了你穿啥？我说我不穿了，我想看电影，你给我一点钱，我看电影去。人家说，这个娃奇怪得很。大概就给了我六七毛钱，不到一块钱，挺高兴的。过去以后买了两张电影票，买了一张说明书就进去了。进去以后，电影院没有空调，没有热风，就把脚压在屁股底下，盘腿坐在椅子上。先看说明书，看完了以后，再看第二场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明白了。”
镜头前，吴天明边说边学着怎么把脚放在椅子下的动作——那是关中人除了圪蹴之外最喜欢的盘腿坐姿。看得出来，尽管不是第一次说，他还是很兴奋。
解释一下他一直念叨的《海之歌》。
本片编剧杜甫仁科的名字，爱好世界电影的人是很熟悉的——苏联的所谓“诗意电影”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夫人也就是本片导演索恩采娃，在杜甫仁科去世后完成了这部电影。影片讲述建设一个水电站的过程，加入爱情和梦幻。既然叫“诗电影”，蒙太奇的语言有时候就不会按故事线或者人物逻辑推演。对于电影人来说，这都不见得是个好理解的片子，何况是一个只有十几岁、一直生长在陕西关中的逃学后生呢。
然而这个后生愣是拿着说明书，光着脚丫看了，三场之后看明白了。这个故事应该可以说明，吴天明热爱电影，甚至偏执于他喜欢的事情；还可以说明，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和趣味。
其实，这样的故事，多数导演都有一个。
吴天明的这个“版本”很鲜活，倒也谈不上多奇特。
有所不同的是，这部电影产生的实际效用：吴天明把《海之歌》的台词全背下来了，然后他用背台词儿的功夫了参加西影演员训练班的考试，竟然，“又黑又矮的”他就考上了！
“把《海之歌》剧本买到，《海之歌》的导演阐述买到，分镜头剧本买到。基本上那个戏，后来我一共陆陆续续看了十四遍，所有的台词、旁白，我都背过了。‘他往前走了两步，回头，说’，这词都记过了，都背过了。所以到后来1959年底的时候，西影演员剧团训练班招生，我去考去了。（我用的）就是《海之歌》大段的内心独白，就朗诵，朗诵还自己眼泪吧嚓的，就把老师感动了……”
然而吴天明的算盘是：
“我压根儿没想当演员，我就想混进来再说，跨进电影大门，然后以后再说，我的目的是想要当导演。”
所以，这样的故事其实没什么劲。对于读者、对于传播，都是。
4、再说几句他当厂长——就是上个世纪名噪一时的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的故事吧。
作为电影导演，吴天明拍过《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每一部都是中国电影那个时候响当当的作品；《老井》在日本获了一堆奖，现在依旧是名人的张艺谋先生获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奖。
吴天明的电影用现在的话说“既叫好又叫座”，他也成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然而，吴天明对中国电影的更多贡献是在随后的日子里完成的。
第五代后来横空出世，与当时的两个电影厂分不开。一个是西南地区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另一个，就是西北内陆的西影厂。按照一般的说法，第五代的同学们无论分到哪个电影厂（那个时候没有影视公司），肯定都拍不上戏，于是大家伙相互帮忙互通有无地想主意：比如找哪个厂子的谁谁谁帮个忙什么的。
按照成功者的所有遭遇都是传奇的视角，他们一定有了机会。在为数不多的愿意帮助他们的人中间，吴天明无疑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众所周知，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有权力才有作为。吴天明让78班很多同学在他厂子里拍电影。那个时候，很多在校的文艺青年们都有个印象，一看到西影厂的厂标，就知道片子肯定值得期待。那个时期的那些著名的电影，用那些“大师们”的名字随随便便就可以搜索到，没看过的人也都听说过。
采访中，吴天明没怎么提他怎么帮着“第五代”的“大师们”成了角儿，他讲了他怎么当上厂长的一些细节。这些内心活动，其实更有趣，更有力量，更值得回味。
“一开始搞民意测验在西影厂党员里头，干部里头搞民意测验。大概是我得票数比较高，后来省委宣传部的一个领导就试探我，说将来叫你当艺术副厂长，行吗？我说，副厂长，我不当，要当当一把手。我得说话算话，我说咱们中国一把手说了算，要当就当一把手。人家说，你还狂得很。后来换党委书记，任命新党委，我说任命啥啊，我说兼党委书记就完了嘛。人家说你权力欲还挺强，我说我不是权力欲强，我是想干事，我得说话算话，最后我真的是党委书记兼厂长。我原本是想着开玩笑，厂长不可能让我当，副厂长还考虑我是不是可以当。”
“当时那种环境就是这样的，咱没有当过那么大的官，我最多就当过一个什么团支部书记，连演员剧团团长都没有当过嘛。”
这个时候，吴天明正在拍戏，拍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人生》。自然他和路遥走得也近，他问路遥，这个厂长咋走出第一步？当时的路遥是比吴天明还大的“人物”，最近这个名字因为陈忠实的离世而再次被提起——这个不久之后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就教了他一些方法：
“在陕北拍戏的时候，路遥在那儿。我就问路遥，这个厂长怎么当啊？路遥说：‘好当，回去拍内景的时候，晚上拍戏，上午睡觉，下午开会。叫各个车间来给你汇报，汇报完了以后，你一句话不说，散会。你拍一个月的内景，开一个月的会，他不承认也得承认你是厂长。’路遥政治头脑很清楚，后来我回去就这么做的，不表态，就问你们车间存在什么问题？你打算怎么弄？汇报完了，好，散会。大家都不知道我这葫芦里装的啥药。后来内景拍完了，开了一次常务会，一个常务会做了一个‘解决十四个老大难的问题’的决定——历任的领导都不敢做的决定。这个事就这样定，那个事就那样定，因为我都做过调查了嘛。第二天开了一个全厂大会，一宣布，全场哗然。我就讲了十五分钟，我的施政纲领。然后我就任命各个车间新的领导，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有的车间还谁代理；找不到合适的人，谁谁谁暂时代理，看守那一刻。一下把全厂的干部年龄，平均年龄从五十多岁，变成了三十多岁。”
那个曾在寒冬腊月天决定用一双新棉鞋换两张电影票的关中后生，再一次以义无反顾的勇气做了决定；他这一生，还做出过更多这样的决定。2008年夏天，69岁的吴天明跟我们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们还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所有的决定始终只依从于他的内心——比如戒烟和戒烟前的经历。
而真正一生都坚持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
还有，吴天明在当厂长之前跟向他传达任命的上级领导说了这么一段话：
“当时任命以后我跟省委说，我说你得允许我当厂长期间，你要允许我拍电影。我最少要拍一部两部电影，如果你这个条件不答应，我就不当这个厂长。”
今天，2016年5月6日。吴天明导演的遗作《百鸟朝凤》在他去世两年后终于走进全国的院线，面对观众；据说，他还有一部已经请编剧芦苇完成了剧本的电影没有开拍——一部根据《农民日记》改编而成的《岁月如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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