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为这个15岁的孩子争取活下去的希望，而他的父母只盼望能早日甩脱“累赘”。
——伍末
二十余年未见下雪的云龙县今年依然未见雪花，刺骨的寒风倒是二十年如一日的嘚瑟。
凌晨七点我裹着羽绒服坐上了前往宁安镇的7路公交，摇摇晃晃半小时后于8点准时走进位于宁安镇ZF大院里的宁安SF所。
SF所不大，一栋建于十二年前的二层小楼。一楼原是SF业务办理厅，早已关闭多年鲜少使用，灰尘都澄了五层厚；二楼四个房间，一个所长办公室，一个社矫办公室，一个调解室以及一个休息室。因为一些原因我有幸得借所长办公室办公，而休息室也供我留宿使用。
走进所长办公室，之前仅有一面之缘的所长林红英还没来，我不甚在意的打开电脑，登录打字系统开始敲答辩状。即便被派到乡镇搬砖，冯建国数日前交办的买卖合同纠纷也无处可移交，我得加紧处理。
突然铃声响起，是好友曾爽。
“小天使这大清早的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我迅速接起。
“今儿排的夜班，刚起床来着，永哥我俩想约你一会儿一起吃早饭。”
曾爽是县医院康复科的护士，人美心善，丈夫章文永是院办的，新婚燕尔感情很好。
“没在县城，在宁安呢。”我叹气道“工作小调动，律所派我来宁安SF所协助工作，顺便伺机拓展案源。”
“要吃住在那？听他们指挥？外出得请假？还要跟着那些GWY上行政班？”
我听曾爽的语气显然是早就知道这事了，原因无他，只有她那曾经在SF局任职如今在交通局高就的表弟金箔能跟她说这些了，笑道 “行政班怎么了，也就是考不上GWY，我巴不得能上行政班呢。”
“人家GWY职务工资加上级别工资月薪八九千，哦不对，我听金箔讲ZF队伍有一千块ZF补贴来着。SF所属于ZF队伍吧，人家月薪过万上行政班是美滋滋，你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小蠢蛋，拿着三千的工资去帮薪资过万的干活，我看你吃饱了撑的！”
我讪笑两声，这事确实怎么看怎么傻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是是是，我这脑子也是没救了。小仙女可得常下乡镇来看看我呀。”
“得了吧，我这天天上班哪有功夫跑几十公里去看你。”曾爽顿了一下，突然问道“说起来有个事想问问你，薛玺亮这孩子你知道吗？”
“知道啊，三中学生，被好几个同学围殴致伤，挺严重的，在市医院治疗呢。”我如实回答道。
曾爽急冲冲道“什么呀，人上周已经转来县医院了，就在我们科，我就是管床护士。我听薛家妈妈说索赔这事请了你们大道的律师代理，我就想说会不会是你。”
“不是我，是我老板。那孩子伤情怎么样？怎么会转来康复科？”
“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这你也知道吧？”曾爽叹气道“左侧硬膜下广泛出血、左顶叶挫伤、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疝晚期、神志昏迷、四肢肌力0级。总之就是很糟糕，醒来的可能微乎其微。”
我心下一沉，月前那孩子尚在市医院治疗，由于刑附民起诉书需要签字提交，冯建国交待我尽快处理，因此我曾去医院找过薛家夫妻两，也曾看到过躺在病床上全身插满管子的薛玺亮。
这个孩子的遭遇，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
“据说市医院请了上海的专家远程会诊，专家们都认为治疗不会有成效，就转院回来了。”
“是觉得治不好还是……没钱治疗？”我直白的说出了自己的猜测。薛家夫妇都是普通农民，家中还有年近八十的老父以及全身瘫痪的兄长需要供养，一年下来家庭收入可能还不够家庭开支。
“那倒也不是，治疗费一直都是学校在垫付，公家出钱嘛，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的。”曾爽道“你不知道，我那天看到他的第一眼眼泪就差点下来了。他才15岁啊，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怎么能下的去这个手呢？太不是东西了！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宁愿他像贵州福泉那个孩子一样，即便要赔个倾家荡产，要磕头认错我也认了！起码我无辜的孩子还能健康的活着！”
曾爽越说越气，我也细细的听着，大脑却不由自主的回想起了那日在市医院狭窄的病房里，薛家母亲呜咽的哭声。
当年福泉的那个案子，何曾不是个少年灰暗绝望的青春。
面对霸凌其实大部分孩子都选择了忍气吞声，比如薛玺亮。只有少部人敢选择反抗，比如贵州福泉的陈泗瀚。
薛玺亮的忍让使得霸凌者肆无忌惮最后将其打成了植物人，而陈泗瀚则在被校霸多次欺辱甚至拿刀指着时为了活命反击刺死了欺凌他的校霸。即便他也受了重伤，却因为故意伤人被判入狱八年。
法院曾两次调解陈家和霸凌者李家，为了获取李家谅解，陈家父母拿出所有积蓄并借钱凑齐十余万元，最后甚至下跪请求谅解。最后李家父母接受了11万，却拒绝接受和解。李家翻来覆去就那句话：“我家儿子死了。”
这是一句无敌的话。在这场霸凌案中，陈泗瀚活了，霸凌者李小东死了，所以李家就成了占理的。
父母可以为孩子做到什么程度？陈家父母可以为了孩子倾家荡产背负债务甚至折颜下跪，可以四处上访求取轻判。而李家的父母也可以为了孩子昧心收钱拒不谅解，可以站在弱势的一方肆无忌惮的发泄怒火。
一个是从好学生成了植物人，一个是从美好未来到身陷囹圄，他们的反抗都付出了生命与自由的代价。
我无法衡量薛玺亮和陈泗瀚哪一个更“幸运”，因为他们两个本来就不幸至极。
结束了与曾爽的通话，我的心情也不太好。冯建国曾说这年轻律师经历的少所以“大惊小怪”，我却觉得这个生而为人在看到苦难时的基本共情。
一整个早上林红英都没来，我按部就班的下班、吃饭，时间一晃便到了中午三点。
二层的小楼毫无隔音可言，我在二楼所长办公室坐着便听见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从楼下上来，林红英拎着文件袋风风火火的进来了。
我还未来得及开口打招呼，便听林红英道“抱歉啊小末，早上县局开会没能过来。有个人事想问问你，三中打人这事的赔偿你认为多少合适？”
林红英径直将包扔在办公椅上，拿过桌上的保温杯吨吨喝了两口接着道“你还不知道？三中打人这事儿薛家找了你们冯律师代理是吧？现在打人那五家向宁安PC所申请了调解，赵所长刚联系了你师傅，他说有事过不来，让你来代表一下，所以赵所长定了明天调解，咱俩明儿一早过去。”
我与林红英之前只在县SF局见过一次，对于她的性格脾气并不了解，反应慢了半拍“关于这个案子的赔偿之前我和我们所的程律师详细算过，冯律师看过后上调了一些，但具体多少当然还是要看当事人的意思。”
林红英盯着我看了两秒，突然道“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我扑哧一笑，放松了几分“根据我方提交的刑附民事起诉书，我方主张的赔偿数额是340万。”
SF所和PC所作为调解中立方必然是要了解一下双方初步诉求的，因此我也实话实说。
林红英眼中露出一丝诧异“是你们计算后的数额？”
我笑着摇了摇头“是冯律师看过后上调的数额。”
“那你们实际计算的数额是？”
“200万。”
根据司法实践，除了医疗费和护理费，精神抚慰金等并不会得到本地法院支持，实际赔偿数额还会打个对折。当然这话我没说。
林红英打量了我半天，最后柔和一笑“你这姑娘太实诚。”
我确实不是个爱撒谎的，相反，我是个有一说一有气撒气的。有人说过我太年轻，入世太浅胸无城府，不适合干律师。
关于这个案子的金额问题我实在也没有必要撒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网上随手就能搜到，认真算一算谁都能知道的事，我为什么要信口胡诌。冯建国为了某些我并不认同的原因大幅提高主张的赔偿数额，在不懂法律的人看来没什么，在法检以及对方辩护人的眼里那就是不专业，只会引来嘲笑。本来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一条鄙视链，“不专业”比阶级差距更让我觉得糟糕。
法律规定了护理费只能计算至二十年，冯建国却计算至七十五岁，也就是六十年。难道冯建国不知道这是在闹笑话吗？
不，他只是宁愿闹笑话来换取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