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瓷器”一词最早见诸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瓷”这个字在汉以前指“瓦器”，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瓷”为：“瓦器，从瓦次。”。《隋书》何稠传》记载的“匠人无取清意，稠以绿瓷为之”。当时的绿瓷应该包括我们今天称呼为青瓷中的某些釉色玻璃质感很好的制品。磁县博物馆已有收藏，但当时不称“青瓷”而称“绿瓷”。

“磁器”一词早见于唐代文献记载内。当时磁、瓷的使用也分别得比较清楚。如《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邢州巨鹿郡土贡磁器；越州会稽郡土贡瓷器。”。

当时磁州的一些窑场都会生产到唐代。那么磁器的最初出现很可能同越器、邢器等名称涵义一样，指的是磁州所产陶磁器。当然“磁器”也可能泛指整个河北南部一带的产品。这种磁器与瓷器在外观上肯定有区别。因此《新唐书》才以不同称谓加以记载。《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土贡延埴盎缶”当时磁州属于河北管辖，似可旁证“磁器”也包括盎缶类产品。在实物资料方面，磁州的临水曾经发现唐代窑址，墓葬出土过许多唐风陶瓷，其中有青瓷，又有化妆白瓷、酱褐釉瓷。这些都可以纳入“磁器”范围。

由于磁器产量巨大，不仅行销范围扩展止整个中国北方，官民具获其益，还有许多输出国外。导致文献记载中出现以“磁”代“瓷”现象，建构出内涵丰富的“磁器文化”。自宋代后“磁”“瓷”开始出现混用现象。

元时陶瓷文献广泛使用“磁器”的称谓来指胎体坚固的陶磁制品，而不大再使用“瓷”字。元学者耶律楚材在《佩文韵府》卷96。〈七蜀钵脱。磁钵条》中咏道：“累累山果映磁钵，薄薄浊缪半瓦壶”。《元史》记载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亦用“磁”字。（然，近年来，景德镇部分学者在文章中把《元史》中设立的“浮梁磁局”，恣意改写史料为“浮梁瓷局”。真可一晒）在彭城出土的一件元末明初的《西江月》词文枕上，彭城磁州窑仍然保留了“礠窑”之称谓。宋、金、元、明、清时期，我国各地许多生产陶磁的地名也统统使用了磁器的“磁”字，如山东的“磁村窑”，福建的'磁灶窑"，宁夏的"磁峰窑"，“磁器”用语风靡世界。

明代随着彭城窑场在中国北方陶瓷生产中心的确立，关于磁器的记载渐趋丰富。“磁器”一词得到各种解释，有了特定与明确含义。明代学者曹仲明《格古要论》中指出：“古磁器出磁州”。指出明代之前古磁器产地在磁州。产品“佳者与定相类，但无类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明《彰德府志》记载为：“彭城，在滏源里。居民善陶缶罂之属，或绘以五彩。”。指出磁州的陶瓷还有五彩陶瓷品种。

实际上，自元代起磁州窑陶瓷大规模发展，产品覆盖面与影响力遍及全国，导致文献记载及实际生活中大量出现以“磁”代“瓷”现象。日本学者常石英明则提出早在宋代，就出现以“磁”代“瓷”的现象。元政府曾在浮梁设立“浮梁磁局”，就连景德镇陶瓷器产品也被称之为“磁器”了。

清乾隆年间在北京崇文门一带出现了专门销售陶瓷产品的“磁器口”街道。后来在重庆、南京都有了“磁器口”街道。连文学作品,如许多文学名著中如〈红楼梦〉也多用“磁器”而不用“瓷器”。《清宫档案》的文献也使用“磁器”称谓。民国时期，著名文学家鲁迅等的作品和日记中，亦常常使用“磁器”一词。磁器含义扩展范围之广，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20世纪5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强力推行文字规范化工作，正式规定以后通用“瓷器”称谓，不再提倡使用“磁器”名称。但在国外形成的结果却难以更改。如今日本与韩国至今仍使用“磁器”一词用于表述坚硬、洁白的陶瓷制品，而不使用“瓷”字。

另外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人现在仍然继续使用“磁”字，如以“磁砖”泛指“瓷砖”等。这是“磁器”称谓与涵义延至至今的例证，当然也是磁州窑的光荣。不过这些都属于定义域的研究问题，还会牵涉到文字学、分类学、民俗学及商品流通学研究领域，值得继续探讨。

关于磁州窑的最早出处，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谢肇淛在〈五杂俎〉一书中认为：“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认为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于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他在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磁州窑”这一称谓，并阐述了磁器与磁州窑的直接关联。笔者提出，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磁州窑”称谓的史料。

“磁州窑”一名出现后，当时仍未定型与统一。明清时期的学者在文献记载中，分别使用了“磁器”、“磁窑”或“磁州窑”等不同名称。清康熙〈磁州志〉对彭城陶瓷的描述使用了“磁器”一词。嘉庆年间〈景德镇陶录〉称“磁州窑”；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称“磁窑”。实际上磁器、磁窑与磁州窑含义是相同的，即指磁州地区的窑场及其产品。但从具体表述内容看，唐代的“磁器”与明代的“磁器”所表述的实体应有细微差别。近年来在观台窑址出土的一批金代细白瓷应该是〈格古要论〉中说到的“好者与定器相类”并“佳高于定”的“磁器”。

近代磁州窑研究中，导致统一使用“磁州窑”称谓的是由于1918年河北巨鹿北宋遗址被发现，而引起的“磁州窑热”。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出土的产品与当时彭城生产的“磁器”风格相同，属于同一类型。为避免与当时通用的“磁器”称谓相混淆，而采用“磁州窑”的称谓。日本专家长谷部乐尔认为英国的霍普逊是近代研究中最早在论文中使用“磁州窑”称谓。另外，袁励准的〈骨董琐记〉、吴仁敬、幸安潮的〈中国陶瓷史〉、叶麟趾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等著作，在文章中均使用了“磁州窑”这一名称。从此磁州窑名称的使用频率渐趋普及。进而在国际上出现“磁州窑型”与“磁州窑系”的提法与命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磁州窑研究热的几度兴起，古代陶瓷遗址不断发现。磁州窑文献研究也取得进展，一些历史悬案迎刃而解。在论文与报刊文章中，磁州窑称谓使用趋向规范与统一，磁州窑名称使用频率增多。其次，磁州窑产品内涵与窑系外延逐渐丰富与充实。

近年来，在磁州窑的故乡--彭城陶瓷产区，一些宾馆、饭店开始重新使用“磁都”一词来起名字，如磁都饭店、磁都宾馆、磁都影剧院等。重新使用“磁”字，表达人们对昔日“磁器之都”的怀念、热爱之情。其中或许对古磁文化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情愫。

以笔者之见，即使在现代，“瓷器”与“磁器'两词不妨继续混用下去，可由人们自由选用，无妨各表其义下去。固有的使用无需重新改变。因为，文字的使用要一个顾及历史的延续，对原有的文献亦不必做狗尾续貂式的改变。否则，就难免逃脱阉割历史之嫌了。

无论如何，我们从“磁器”一词的诞生到其取代“瓷器”之演绎，由此可见磁州窑对人类文明和发展史的贡献。并由此看出民窑磁州窑之顽强的生命力，与曾经的喷发式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