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书影作业除了《包法利夫人》我还一起选了《立春》。最开始以为两部作品有些共通处，又读到农村诗人余秀华的诗，想着这些“最劣等人的浪漫主义”故事的相似意味。但读完《包法利夫人》后，便明白这样的类比并不恰当。余秀华写诗，写小狗，写村庄，写疤痕，《立春》中的王彩玲只是歌唱，她们的挣扎形似一场对抗。而爱玛的痛苦却更像一场寓言式的处决，相比之下，她只是一只惨死在时代车轮之下的动物。
我们甚至可以说爱玛是更单纯无辜的那一个，她婚后的生活即是被外界近似虐待地影响，以至畸变，最后毁灭的过程，人们没法像议论其他人一样对她发表赞赏或指责，因为她从未真正生活过，只像一个缥缈的魂灵，在生活的真相扑面而来后迅速被磨砺至死了。
讲述一桩“桃色事件”，却通篇不见道德说教这一固定环节，这在19世纪的欧洲小说中是罕见的，还让福楼拜经历了一场官司。这种“纯客观”的文学态度开创性地滋养了欧洲现实主义以及之后的自然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想。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左拉在谈论《包法利夫人》时这样说：“作家不是说教者，而是解剖学家。他只满足于讲出在人的尸体里所看到的东西，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小说家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福楼拜就是这样写小说的。”
我一直想读包法利夫人，也是出于对这种“无动于衷”态度的认同。后来又看了1857年法国当局对这部书的庭审记录。其中福楼拜的辩护律师提出将这部书理解为一个“教育的故事”，并说：“教育往往是一个人可悲的一生的先导。”这个思路我也很有感触，所以爱玛所受的教育是如何将她带向悲剧的？
小说最开始便交代爱玛出生在乡下，却被父亲送进城接受修道院教育，这个矛盾其实是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种种矛盾的缩影。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各阶层都时兴把女孩子送进修道院接受一段教育，培养贵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行举止，为日后进入上流社会打下基础。
阶级社会永远建立在类似的失衡倾向之上。只要阶级区分存在，阶级向上流动的意愿就是一切社会规则的出发点，少数上层阶级的经济地位、生活景观、文化趣味等无一例外成为全社会仿效追逐的对象，而下层阶级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在社会文化上的声音总被压过，被无视，被裹挟，成为非自愿的追逐者，仿效者。
爱玛的教育无疑地让她做了阶级社会的献祭品。充满禁欲说教和唯美情调的贵族教育在少女时期感染着爱玛时，正不断加深着她教育上的阶级错位，毕竟社会阶层上的差别决定了上下层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天差地别。艾玛返家后，和乡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吗？
我在日记里写过这句话：审美决定人生。可以设想，爱玛的教育在最初的美育上害了她。她是一个忠实的审美者，于是任由自己变得和她爱的图画一样精致肤浅。
19世纪配合天主教卷土重来的消极浪漫主义风靡欧洲，用浮士德的一声高呼来概括，即“感情就是一切”。书中舞会的章节描写过一个令爱玛注目的“在王后床上睡过觉”的老公爵，这里提到的王后玛丽·安东涅特几乎是用一生示范了这种浮华空洞的审美取向。“月下扁舟、丝绒窗帘、幽暗的森林、心灵的纷扰、盟誓、饮泣、眼泪与吻……”福楼拜多次使用这样的名词罗列，精妙地速写出一幅浪漫主义美学的肖像。
消极浪漫文化的爱好者们有时更像是一群“信徒”，这种浪漫情结同回潮的天主教一起催生出忧伤的哀诉、尘世和来生的呼唤，情欲、死亡和永恒的字眼迎合着人类信仰的本能，有着远胜于其他文化的更摄人心魄的感染力和蛊惑力。爱玛手中的浪漫传奇小说，原本是瘾品。作家诗人将人间幸福的蛛丝马迹零星收集起来，封装压实，最终捧在少女手上，偶尔接着一颗晶莹的泪珠。可极乐若被从真实生活中提纯了出去，还是乐吗？爱玛也许到死都没想过人间除了情欲还有别的可追求。
事实上爱玛的痛苦也许源于她比别人烧得更旺的生命激情，渴望体验情感，追寻永恒。但最初单纯的审美志趣，免不了在消费主义为王的时代变质了。“爱玛在自己的向往之中，混淆了物质的享受与心灵的快乐、举止的高雅与感情的高尚。”她只是众多舞台剧观众中的一个布景爱好者，于是爱情近似于古堡阳台，缠绵近似于青绒燕尾服，而幸福呢，近似于巴黎！上层社会的审美趣味扎根在爱玛的头脑中，却没有相应的物质为之奠基，爱玛背债自杀的结局也是容易理解的。
“快乐、迷恋和陶醉这些字眼，从前在书本里读到，是那样美，在人生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她渴望弄明白。”将视野放大后，“每个人都是包法利夫人”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关于“幻灭”的故事，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的描述，就是“妙不可言”这个概念。
我们向来自苦于生命形式的有限，丰富灵性的审美力和想象力远远超越着人类肉身的力所能及，似乎是生命不可超脱的悲剧性。爱玛如同困兽一般，遭受着生命热情不可识别、无从倾泻的羞愤和绝望，这早就是人们一直在讨论的公共话题。生活毫无预兆地开始，是没人解释过规则的游戏。是否真有那“妙不可言”的真正幸福的存在呢？或许只是前人的谎言罢了。但焦虑却使爱玛“渴望去旅行，或者回修道院去生活”，“想死，又想住到巴黎去”。福楼拜在书中这样写：“最甜蜜的吻在嘴唇上留下的，只不过是对更强烈的快感无法实现的渴望。”彼岸美丽，是因为彼岸无渡。爱玛强迫自己唱的那些情诗，时不时翻看的巴黎地图，无关情人，无关丈夫，只是她为“那妙不可言的东西”所做的狼狈而绝望的投资而已。
洪晃写过一篇《满大街的包法利夫人》，用调侃的口吻说“这种女人在GDP增长非常快的时候繁殖得厉害”。她描绘的是当代消费上的“包法利夫人”。闲暇时又不禁想，互联网时代直接能让孩子们窝在各自个性化的“修道院”里长大，这个时代包法利夫人一样的孩子们怎么会少呢？内向孩子尤甚，他们的修道院太美了。在审美世界中纯真偏执的孩子们，太可能一条路走到黑了。这是审美上的包法利夫人。哇，造孽呀，帮帮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