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而言，外公的去世，像是小时候切掉的拇指。随着他的离去，我身体内的某些部分也消失不见，巨大的失落从天而降。

这是我最深刻的一次感受到生命的消失，如此安静，跟一株植物的死亡没有任何区别。

我穿着上医大时候发的白色衣服，站在屋檐下抽烟。院子正中搭着灵棚，外公躺在里边的柏木棺材里。棺材前边摆着遗像和祭品，两边摆满花圈，写着“一路走好，正气永存”。院子里人来人往，穿行在哀乐和烟雾之中。遗像上的外公还很年轻，应该是七八年前的照片。那时候，他还会检查我的毛笔字，或者在天气好的时候去街上跟人聊天。

外婆一个人坐在炕上，双手插在兜里，看着水泥地发愣。炕角堆着一些杂物，大部分都是出殡要用到的东西。母亲在帮外婆煮早饭，房间的插座突然都没了电，又拿了电磁炉去院子里。父亲把门道口的木头门板拆下来，方便人们进出，一些木头残渣散落在地上，露出早已腐朽的门柱，蜂窝一样的虫洞出现在阳光之下，看起来十分扎眼。   大姨家的儿子张锐跑过来，询问我关于高考填报志愿的事情。我把自己的失败经历分享给他，告诉他好学校不如好专业，好专业不如自己喜欢。我又告诉他大多数高中生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专业。他的左脸有一大块红色的胎记，说高考之后要去北京做手术。我问了一下他的成绩排名，比我那时候稳定，叮嘱他一定要绷紧神经，千万别听信考前放松这类屁话。世界上好多人们习以为常的真理其实都是骗人的，只不过人们都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都太蠢。弟弟一直在旁边玩手机，跟小姑娘们聊天。舅舅走过来，让我去商店买十来支中性笔和打火机给账房用。买好之后，我在门口抽烟，父亲走过来叫我回去，说是一会要磕头。

磕头的顺序是根据亲疏远近来的，轮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和弟弟跟着父亲母亲跪到灵棚前，舅舅请来的主事人给我们戴上头花和麻布等东西，喝了一口汤，又往衣服兜里塞了几粒小馒头，所有的男性都给了一根缠绕着白花的木棍。队伍并不长，这是因为外公是独生子。本来我们是不用来跟着棺材车去墓地的，可是外公那边的亲戚实在太少，舅舅又没有儿子。队伍最前边的是由四个男人抬着的轿子，没走一段路就停下来跳舞，轿子四个角上的黑色灯笼甩来甩去，跳得最卖力最投入的是一个老头，弓着身子摇头晃脑，两只眼睛有时候闭着有时候盯着地面，穿着布鞋的双脚不停交叉，一前一后。街道两边都是看热闹的人们，我们拎着木棍，跟在灵车的后面慢慢挪动，在村子绕了一圈之后，队伍朝着村外走去。在村口的时候，我们跪着等人烧纸，之后把木棍扔进火盆，把兜里的馒头扔到地上。

母亲和大姨坐在后边的皮卡车里，下来的时候眼睛通红。父亲跟我说，我们不用跟着去地里，我们于是把外边的白衣脱掉揉成一团，朝着村西口的饭店走。我回头看了一眼母亲，对于她失去父亲的痛苦我无从感觉，我又看着父亲走在前边的背影，他穿着那件几年没换过的西服，表面已经发皱，颜色也变得黑灰，佝偻的身影在地上的尘土里不断移动。

傍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去，剩下我们这些亲戚还有几个收拾院子的人。父亲告诉我，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常年不在村里，人缘也不太好，帮忙的人也没几个，剩下的还要按惯例给钱给烟。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走过来跟父亲握手，简单说了几句就离去。那是县里的财政局局长，是外公的远房亲戚，他儿子比我小一岁，却比我早一年考上北大医学部。

我骑摩托带着父亲，弟弟骑摩托带着母亲，半个小时就回到家里。母亲草草洗了把脸就坐到炕上，父亲早已泡好一杯茶递过去。

父亲和母亲又说起外公卧病在床的那些日子。头发掉光，牙齿脱落，皮包骨头，肌肉萎缩。我每次去城里都要看他，一进房间就能闻到一股腐朽的味道，连同药物和流食的味道一同遍布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有时候我会到床边喊几声外公，他的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怪异声音，长了白内障的眼睛盯着天花板，下嘴唇被突出来的两颗门牙挤进去一块，露出一条缝隙。母亲说，外公是在快中午的时候离开的，外婆刚去修牙回来，发现已经没了呼吸。我不由想象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情景，空旷的房间，潮湿的被褥，离开的时候悄无声息，像一头年迈的大象缓缓步入山谷。

之前外公和外婆是住在城里，在村里办完葬礼之后，外婆要继续待够三个月才能返回城里。因此，母亲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每隔几天都要骑着电动去外婆家，给外婆洗衣服做饭。

有时候我会梦到外公，他骑着那辆加重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个包袱，吱吱地朝我骑过来，我躲在街角看了一眼，就朝着家里跑去。我明白，外公已经被我甩在身后，永远不可能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