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野心，做不成大事。但光有野心，没有能力，小事也做不成。

像牛掉到枯井了，我有力使不出。一天到晚，不知忙些什么？

依我以往火爆的脾气，不骂人，不扯皮，不干活，简直一分钟活不下去！但是，我却活下来了，一天又一天，糊里糊涂地活着。

晚自习开始不久，教学楼内，忽然喊声大作，“打，打，打！”

奔跑，吼叫，女生惊心动魄的哭喊，桌子“嘭嘭嘭”倒地，凳子沉闷的撞击，玻璃掉在地上的脆响。

如山洪爆发，一齐涌来。

我往教学楼狂奔，声音从三楼传来。逆着人流，分开人群，奔上三楼。

三(4)班教室出事了，我没命地跑！

一个“二流子”挥舞长刀，蹦上来，跳下去，口出狂言：“谁过来，要谁的命！”

另一个拉着一位漂亮的女生。

负责自习的潘老师溜了，学生们被逼到墙边，惊恐不安。

我猛地大吼：“住手！”“哐啷”关上门。

我愤怒了，“拿凳子砸死这些流氓，出了问题我负责！”

话音刚落，凳子一个一个飞过去，三人当场倒下。

挟持女生的二流子惊呆了，松了手，那个女生趁机跑了。一个板凳砸在他背上，一个趔趄，他撞到讲台上。

女生们泼开水、扔杯子、开水瓶、饭碗、书籍、文具盒，砸得他昏头昏脑。

我又喊了一声：“都住手！”

接着，我指着几个男生说，“你，你，你，过来九个男生，拉起他们！其余的摆好桌子、凳子，清好东西，晚自习继续！”

男生们过来，搬走压在四人身上的凳子、桌子，拉起他们，左一个右一个，挟着。

两个男生押一个二流子，另一个拿着四把长刀，涌到保安室。我当即报警。

四个家伙抱着头，蹲在地上。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

袁滑子不知去向，我派学生分头去找他和校领导。

好一阵子，班主任、陈主任、刘校长、袁滑子，陆续到来。

过了半小时，警察在“呜呜呜”的警笛声中，跚跚而来。保安室外，围满看热闹的人。

进入固定程序，回答完有关问题，我回到寝室。想起刚才的事来，感到心惊肉跳。

这样的事，我经历过五次。经历一次，悲哀一次；重复一次，颓唐一次。成人中专成了二流子们的猎艳地，领导们怕这怕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助长了歪风邪气！

回想今天从早到晚的事，我感觉很窝囊，想骂人，但找不到对象。

早晨，刘副校长通知我：“你们勤工俭学的基地，位于教工菜园中间，傍边一条小沟。”

计划中50亩的“科技园”，沦为菜园。

实地一看，我鼻子气歪了。

“基地”东边，熊老师支着黄瓜架，挂满花儿与瓜儿，夹杂茄子、辣椒；西边，周老师种着毛豆、绿豆、土豆，密密麻麻；南边，谢老师栽满莴苣；北边，许会计点着玉米。

有的用地膜，有的搭大棚。知识和技术，只用来为自己服务。

“基地”则一片荒芜，是以前电工房的废址，堆满砖头、瓦砾和水泥块。草都长不出来，没法种菜，才撂了慌。

看完“基地”，我冲进校长办公室，当着刘校长的面，“咚咚咚咚”捶桌子。“像过家家的，几十平米，能做什么？草都长不出来，又能种什么？”

原先的设想，全部落空：一亩地，种植五种市场稀缺、贵重的中药材。二月份申请，今天才批准，一个多月。一巴掌大，屁股都蹲不下，做什么试验？

“荒唐，几十平米的基地！三百亩农田，就挪不出一亩？”

我气乎乎地离开了，所有的努力，撞到了一堵看不见的墙上。

我恨不得一口吞下仇敌——破坏我计划的仇敌。谁呢？平庸，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风气？为小利益放弃原则的既得利益者？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

也许，我不该朝刘校长发脾气，他不过传达万校长的“指示”。老好人啊，弥勒佛一般，挺着大肚子，挂着一脸肉，笑眯眯的。见佛烧香，见鬼瞌头。

但是，坏事的，往往就是老好人！

一个月前，亲眼见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万校长，又瘦又小，训斥人高马大的刘校长：“我叫你做的事，完成了吗？”样子可怕，声音吓人。

刘校长一声不吭，一副笑面佛的样子。

我实在看不下去，绕道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其实，压死人的不是官阶，而是性格。

三年前，我与芳春的爱情修成正果，请刘校长做媒。势利的他，道貌岸然地说，这事帮不上忙。他知道，万校长想让侄女万琴嫁给我。

我再三请求。他勉强写了一封信，让我在准岳父李局长(刘校长的同学)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芳春偷出那封信看，上面写着，“张老师是老实人，同意与否，你自己拿主意。那是你的家事，我不便发言！”

他打定主意，两不得罪。其实是不支持我。结果让我的姻缘破灭。

芳春说:“你找的什么人哪？反而误事！”

我，大家公认的好老师，能力出众，业务冒尖，敢说敢干，敢于创新。但处处受掣肘，寸步难行。想搞一点田做实验，无人拍板，无人给地。

同学们飞黄腾达，我却一事无成。“悔不当初，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

中午，老师们打扑克，抹麻将，睡大觉，吹牛逼。我不喜欢参加，就和陈主任抬杠。

活动室内，空气沉闷。

室外，布谷鸟飞过田野，边飞边叫，“阿公阿婆，割麦栽禾。”

远方，杜鹃哀嚎，“咕，咕，咕，咕”，不绝于耳。

春光渐老，韶华渐远！

“中国的悲剧，口头雷锋太多，行动派太少。奉献派太少，伸手派多，自私派无所不在……”

“那只是你的偏激之论……”

许多人不发表评论，只看热闹。

一个中午，不明不白地过去了。

上午，下午，只是重复以往的故事：铃响了，上课；铃响了，下课。进教室，出教室；进办公室，出办公室！

在无谓的重复中，大好的光阴溜走，美好的人生消失。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笔记下这一切。我不知道仇敌是谁，不知道找谁报仇？

不幸 并非张牙舞爪的恐龙

大吼一声把你吞没  让你瞬时得到解脱

不幸像蛀虫啃木头  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

把你的雄心吞噬

不幸渗入你的日常生活    平凡 细小 琐碎

让你的执着化为可笑  化为虚无

每一天都相似  让你感觉不到时间的飞逝

蓦然醒来    你发现人生面目全非

理想丢进了垃圾堆

目标却像地平线  近在眼前 又远在天边

什么人生价值    什么人生意义

像被风雨浸蚀的橡胶  一碰就碎成灰烬

我在寝室生闷气、悔不当初的时候，麻烦事又一次找上我，缠住我。我不得抛开烦恼，全力应付。

3月21日晚，春分。春光正好，我却无所作为。正胡思乱想，二(6)班黄老师喊:“张书记，我班4个男生不见了。”

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

前几年，几个学生没请假，到另一个同学家玩了几天。班主任六神无主之时，通知了家长。

家长们愤怒之下，不分青红皂白，既报警，又向教育局投诉。然后，砸办公室，围攻班主任，堵在教室门口，不准学生上课。

家长们闹得人神共愤，却屁事没有。班主任又是说好话，又是赔礼道歉，又是作检讨。还挨了教育局的降职处分。

大人们闹得鸡飞狗跳之时，几个孩子突然归来。一问之下，家长才知道纯属无理取闹。但“家长永远是对的”，把学校搅得稀巴烂，却拍屁股走了。教育局却没有撤销对班主任的处分。

“什么时候发现的？”我问黄老师。

“下午。”

“与家长联系过吗？”

“嗯。”

“走，去寝室问一问。”

C4寝室，6张高低床，住8人，4个空铺放物品。见到我们来，剩下的4名学生放下手中的活儿，围过来。

“这些日子，你们都聊些什么？”我问。

“我们没聊，听他们四个人聊。”

“严超说，每次向爸爸要钱，都不给。给一点儿，就骂一次。唠叨了几天——到广东打工，自己赚钱自己用。免得受窝囊气。”

“吕耀说，奋斗十年，变成大富翁，看妈妈还说不说他是败家子。”

“杨旺奇不想去。吕耀说，好哥们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谢启君说，先打工，再当老板。发财后回家乡建厂，失业的同学到我厂里做事，多威风！”

“怎没和他们一起去？”

“他们门都没有出去过，第一次去东莞，人生地不熟，赚不到钱，家都回不了！”

“要力气没力气，要技术没技术，又怕苦，又怕累。凭什么成亿万富翁？”

我问：“东莞？”

四个同学点了点头。

“他们买了全国地图，广东省地图，天天挤在一起看。谎称春游、生活费或自考，向家里要钱。”

“特别叮嘱我们保密，不许告诉老师。唉，说漏了嘴。”

“你们不说，老师也知道。”

“当当当”，熄灯铃响了，我们离开C4寝室。路上，我说：“别怕，等明天家长来了再说。”黄老师一直没说话，浑身颤抖，牙齿“咔嚓咔嚓”响。

22日上午，先来的是严超的爸爸。四十多岁(我查过档案)，看模样，六十岁都不止，满脸皱纹，头发灰中夹白。衣服皱皱巴巴，老实巴交。一见到我就说：“超超给老师添麻烦了，对不起！”鞠了一个躬。

“别这样说，老师也有责任，没教育好他！”

“他说毕业实习，要了五百块钱和他四叔的电话，地扯。”

“他四叔在哪里？”

“在东莞，做什么企业的主管。我忘了。”他挠了挠头，不好意思笑了。

“寝室的同学也说，他们去了东莞。”

杨旺奇的爸妈来了，过了五十岁。但清爽干练，衣服整整齐齐。

“老师，我家奇奇到底去哪儿了？”他妈问。

“估计是东莞。”

“东莞？天啦，怎么办？”

“别着急，正在联系。”

“狗东西，说报名参加自考，要了八百块钱。原来……”

这时，电话室的田小铃喊，“电话，找严超的爸爸！”

“喂，我是。四弟吗？嗯，知道了！”然后，挂断了电话。

“怎么说？”大家异口同声地问。

“严超被他四叔接走了。”

“其他三个人呢？”

“在收容所。”

“打电话到村里，找不到我，就打到这儿了。”

谢启君的爷爷拄拐杖来的，一步三摇。见到我就抱怨，“我上辈子造了么孽？他爸丢下他做生意，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还要照顾这个淘气鬼。死了倒清净，这一口气就是断不了！”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一口浓痰吐在字纸篓里。

“您坐下歇一会儿，喝杯水，缓口气，别急。”

这时候，吕耀的爸爸打来电话。“我是吕耀的爸爸，有事来不了。请老师说清楚，耀耀在哪里？孩子交给你们，丢了，你们不能推卸责任。出了问题，我是不会答应的。”

我简单介绍情况后说：“我们没有推卸责任。已报案，市公安局已与东莞警方取得联系，马上就有消息。请耐心等待！”谁知他“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喘了一口气，一望办公室的钟，九点半。

“东莞的电话，东莞的电话。”电话员田小铃喊。刘校长过去接。

一会儿，他出来说：“收容所来的，明天遣返，最迟后天回。”

家长们松了一口气。杨旺奇的爸爸说，“既然有确切消息，我们回家吧，在家里等。事情太多，分不开身。”

其余家长随声附和，“回吧，回吧！不打扰老师了。”起身告辞。

“他们一回学校，我就通知你们。放心吧！”

23日下午，严超回学校。24日上午，另三人回校。都打赤脚，穿短裤背心，缩成一团。

我问，“怎么这样子，不冷吗？”

吕耀说，“衣服、鞋子，被收容所里面的人剥走了。那边温度高，不冷。不像湖北，冻死人。”

“快去寝室，穿衣服。”

吃完午饭，我喊他们到团委办公室，了解外出的情况。

21日傍晚，他们到东莞。随人流出车站后，一下子懵了。车流、人流，混乱、嘈杂，灯光闪闪烁烁，道路纵横交错。

“往哪里走呢？”严超拿出写着四叔电话和地址的纸，看来看去，还是不知道怎么办。

这时，来了两个年轻人，纹身，红头发。拿着广告牌，问是不是找工作的。他们点头。“好，跟我们来，我们厂正招工，学生优先。包吃包住，一周干五天活儿，底薪二千。”

四个人一合计，“好，跟你们走。”背着背包，跟在两人后面。

走了一会儿，他们觉得不对劲，巷子越来越小，光线越来越暗。

“不好”，严超说，“受骗了，跑啊！”他们转身拼命地往回跑。慌乱之中，谢启君跌了一跤，爬起来，再跑。

那两个人边追边喊：“站住，快到了，别跑！”

他们一口气跑到大街上，人多的地方。见那两个人越掉越远，便停下来商量对策。

吕耀看到“有问题，找警察”的标语，说“还是找警察吧！”

他们找到车站派出所，到值班室喊“救命！”警察拦住他们，一个一个询问，还作了记载。按严超提供的号码，联系到了他四叔，领走了他。另外三个送到收容所。

在收容所里，衣服、鞋袜被抢走了，还被打了几拳，踢了几脚。看到那些流浪人员，他们吓得觉也不敢睡，饭也不敢吃。22日早上，我市公安局去了电话，收容所决定遣送他们回湖北。

讲到这里，谢启君卷起裤脚，露出逃跑时踩在石子上受的伤：一条八厘米的疤痕。

他没忘补上一句:“都说南方遍地金子，我看是遍地石子！”